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02)10-0018-08 一 情节剧电影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是一种普遍流行并至今盛行不衰的电影样式，许多 电影大师对其进行了探索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作模式。中国情节剧电影， 是受西方，特别是受好莱坞情节剧的影响，经过早期电影创作者的努力探索，在本民族 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开花结果的。早在20世纪初，西方电影还在其幼年的成长阶段，就与 情节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情节剧本来是18世纪末与19世纪前半期，在欧洲流传的一种戏 剧样式，曾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工具，有着新的道德和美学观念，在渗入 戏剧与文学之后，随着电影这种大众文化载体的日益发展，又以一种受大众普遍接受的 结构形式和叙事方式逐渐进入电影。至1908年，法国“艺术影片公司”拍摄了世界电影 史上第一部情节剧电影——《吉斯公爵的被刺》。此影片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是 故事情节的发展都具有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剧的基本特征，上映后极为成功。因此，情节 剧电影便在向戏剧和小说情节剧吸取经验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 但是，由于“情节剧是美国电影最主要的根源，”[1]况且“格里菲斯的作品与情节剧 的相近是显而易见的，”[1]所以，美国情节剧电影对中国情节剧的影响也较明显。美 国电影之父格里菲斯拍摄的《一代国家的诞生》、《走向东方》、《暴风雨中的孤儿》 等优秀影片，为情节剧电影“创立了风格、基调和实质，”[2]格里菲斯作为默片时期 的一个大师，通过他的实践与探索，使情节电影这一新型样式逐渐成型。经过西席·地 密尔、亨利·金、冯·斯特劳亨等一批情节片导演创作的一系列家庭情节剧电影，都以 家庭为核心来表现生活问题，对情节剧电影的内涵、形式与手法加以丰富和发展，并使 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三四十年代达到了鼎盛阶段。情节剧电影的创作特点也更加明显，在 题材、主题、人物、情感、结构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模式：“1.偏向男女主人公；2.强调 观众的认同；3.按照善与恶的概念而不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等级；4.为高潮而制造高潮； 5.观赏场面，戏剧性动作，悬念段落；6.无动机，无准备，出乎意料和直接性；7.愿望 满足，不是解决戏剧冲突而是回避冲突。”[1] 中国早期电影基本上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自发地生长。它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时 代对它也没有严格的要求，显得庞杂混乱。加上“由于电影最早是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 主义经济文化政策的产物而传入中国的，因而资本主义的电影意识一开始便在中国有着 广泛的市场，加上近代中国经济的贫困，政治的腐朽以及科学的落后，这就必然造成中 国电影的先天不足。”[3]根据有关统计，从1896年到1937年，有5000多部外国影片在 中国上映，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电影。[4]当然，其中也包括像格里菲斯这样的世界级导 演的影片在内。因此，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观众和电影工作者，就已经熟知了早期美 国情节剧电影在结构、人物、主题以及主导动机等组成方面的特点。虽然在好莱坞情节 剧的影响下，中国情节剧电影也开始起步，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强大的文化背景，对 外来文化形成的排斥心理，限制了中国导演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视野，所以没有人从文化 的借鉴角度去认识电影自身的规律，往往是把中国传统的观念与西方电影文化观念相对 立或凌驾于西方电影文化观念之上：中国早期电影创作者多数从事文明戏的编导或评论 工作，在创作方法上习惯于照搬当时文明戏舞台剧的编剧方法，这样势必造成用中国传 统的戏剧观念代替电影自身的规律。中国早期的电影创作者，绝大多数在电影观念上又 只是一门心思地追求商业利益，而对电影本体特征却没有研究兴趣，从而使西方的电影 文化特质被中国强大的戏剧文化消融掉了。这也就决定了在文化取向方面，必然地朝着 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电影的最初形态，便承袭了文明新戏的‘艺术’而出现。” [5]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一系列重要影片具有文化价 值取向的本土化、生活故事的戏剧化、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叙事策略的大众化和创作主 题的伦理化等审美特征，基本确立了中国电影注重社会伦理教化，审美教育与戏剧性表 现手法相结合的创作传统。 二 早在1913年，郑正秋就开始了中国家庭伦理故事片的探索，由他任编剧的短故事片《 难夫难妻》(与张石川联合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已有了完整的故事 情节和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内容到形式，体现了家庭伦理情节剧某些因素的萌芽，以 及走向本土化的创作倾向。《难夫难妻》“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P9 )，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影片的主要内容是以封建买卖婚姻为题材 。故事表现了乾坤两家，一男一女，门当户对，由父母作主，“从媒人撮合起，经过种 种繁文缛节，把素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7]的全过程，按照情节剧的创作 倾向，该影片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备了情节剧的某些特征： 第一，具有了初步完整的电影故事。影片展示了买卖婚姻的主要过程。故事有头有尾 ，层次清晰，体现了用剧情来承载社会批判的创作倾向。人物命运与外部环境(社会习 俗)的冲突与对立也有体现。男女主人公屈从于父母之命，他们不幸的婚姻同父母的旧 观念，以及封建习俗的顽固势力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二，影片的主题鲜明，富有进步性。郑正秋以家乡潮洲的婚姻习俗为题材，具有深 远的文化渊源。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习俗中，通过电影的手法，启发人们对社会问题 的思考，产生了教化和改良社会的影响，影片内容获得了观众的认同。故事内容展示了 父母包办婚姻给青年男女带来痛苦，这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普遍性，由此讽刺了旧式封建 婚姻的压抑人性和虚伪丑恶，所表现的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第三，在叙述方式上，运用了“直叙式”。以纵向的单向发展的结构形式来展开故事 情节，表现人物命运，而不采用穿插叙述或运用强烈对比。电影富有观赏性的场面和戏 剧性的动作以及悬念段落。如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本身就充满了悬念和戏剧 性。 但是，《难夫难妻》毕竟只是一部短故事片，由于其内容含量的限制，所以对情节剧 特点的表现是很有限的。首先，从题材内容上看，并没有充分表现出吸引观众的险恶多 变的戏剧情境与矛盾冲突。其次，对人物的刻画不够鲜明，没有表现男女主人公对不幸 婚姻的反抗行动。再次，故事情节起伏不大，没有充分利用偶然及巧合的手段，展现事 件的复杂多变，从而未能给观众出乎意料的惊奇。最后，影片的思想观点也欠深刻，追 求影片的娱乐性与消遣性，讲究滑稽逗趣，也在《难夫难妻》中初显端倪。男女主人公 的软弱，从反面体现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并不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