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纪实性电视剧”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似乎是在《9·18大案纪实》出现之后，它在类型上介于专题纪录片和电视剧之间，而它的创作成功，使人们觉得电视新闻和电视剧联姻已成为可能。文学中有“报告文学”这一说，类比于电视创作，即相当于“纪实性电视剧”。我们暂且不去深究此种类比是否恰当，至少有一个事实令人深思：为何迄今为止，“纪实性电视剧”中仍是《9·18大案纪实》“一枝独秀”，并未出现类似文学界曾有过的“报告文学热”的苗头？是否可以预言，象《9·18大案纪实》这样“新闻性+文学性”的纪实性电视剧，只能偶尔为之，并无形成气候的可能？ 相反，纪实性作为一种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则有可能愈来愈广泛地出现和运用在电视剧创作之中。如《年轮》、《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等，都程度不同地糅合进了纪实性的电视语汇，使剧作更具生活化和平民化的特色，并与那些表现洋行和别墅等远离现实生活的贵族化剧作形成迥异的美学品位。 虽说纪实性作为一种叙述样式最早是出现在电影的艺术探索之中，但从本质上说，它却更适宜于电视剧。如同电影的逼真性是建立在它的照相本性上一样，电视的纪实性也和它最初的新闻纪录功能密不可分。如果说，电影的照相本性和蒙太奇语言使之更适宜于营造假定性极强的虚拟世界；那么，电视的记录特性使之尤其擅长叙述和复现未作人为加工修饰的原生态世界。举个简单的例子，以纪实性样式拍摄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其故事内涵和情景氛围用电视剧形式完全能够胜任表现，甚至可能传达得更为精微细腻；而电影《侏罗纪公园》、《真实的谎言》对假定性世界的逼真表现和强烈的视觉效果，则为电视剧制作难以企及。指出这种差别，意在表明纪实性属于电视传媒的强项，电视剧中的纪实性元素比电影中的纪实性有着更为充足的生存理由，亦更能为受众所接受。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受众，很大程度上是从电视媒体中获得各类信息的，纪实性电视剧正是利用受众习惯将电视作为提供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一思维定势，建立起彼此间的默契关系，以强化其“真实可信”性和信息容量，从而确立自身的艺术特征。象《9·18大案纪实》这类电视剧的“纪实性”，换言之，即非虚构性，乃是以“真实不欺，确有其事”为其“票房”旗帜的，故而从形式到内容，它都强调和注重“纪录”特性，让受众时时意识到他们所看到的都是真实事件的实录。从美学观念上看，它们和那些着意标明“本片纯属虚构”的消解写实因素的剧作分属不同的艺术范畴。 二 诚然，纪实性电视剧的生命在于“真实”，它的观赏魅力亦来自真实。但是，生活真实未必就等于艺术真实，而虚构的艺术未必就不真实。唯有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才能创造出既真实可信又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作为二度创作的电视剧，当然不可能毫无二致地复制“生活真实”，即使如新闻色彩甚浓的《9·18大案纪实》，尽管已真实到让公安干警原班人马饰演各自的角色，但也无法让罪犯本人再度粉墨登场饰演自我。可见，作为“剧作”，艺术虚构和加工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能否艺术性地达到“假作真时假亦真”的效果。 但是，从剧本创作的角度看，类似《9·18大案纪实》这样既适宜于艺术加工又能保留其新闻特性的题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很多，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甚至有些具有新闻价值的题材、事件，只能用新闻报道和专题片形式表现，无法假手于其他的艺术样式。就象文学界有“美文不可译”的说法，在新闻事件和电视剧（包括纪实剧）之间有时亦存在“不可译”的鸿沟。例如，最近播放反映禁毒问题的专题片《中华之剑》，令人看后感到惊心动魄。描写贩毒缉毒斗争的影视作品早已有之并屡见不鲜，在当今国内外的影视界此类题材亦属热门，但那些激烈火爆的场面和紧张惊险的情节都不及娓娓道来的《中华之剑》撼人心魄，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魅力来自“生活真实”对人们情感的冲击。这种观赏心理和情感体验，是那些标榜“纯属虚构”的文艺片决难激发出来的。假设一下，若将戏剧的假定性因素渗入到《中华之剑》内，用纪实剧形式诠释其内容，那么，真真假假的人物事件和情节关系，势必削弱受众对该片内容的认可程度，也易造成“信息”的丢失。所以，以新闻因素为特征的“纪实剧”，面对新闻专题片和艺术剧作实在是个尴尬的存在，它所面临的选择天地实在太小，尤其在电视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受众期望获得的各类信息能很容易地从各类专题报道中获得，又何必假道于制作周期颇长的“纪实性电视剧”呢？ 因此，我们对“纪实性电视剧”概念的理解，似不应局限在“新闻性+文学性”这一狭义范围内。它当有更为广泛的内涵。纪实性，可以是一种叙事方法和表现风格，其内容可以有生活真实的影子，也可与生活真实无甚关系；它既可以是对某一历史事件、人物的艺术性再现（比如可用纪实性风格刻划塑造孔繁森等英雄人物），也可是用纪实手法去包装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如美国影片《从死牢归来》），用平淡朴实的纪录风格叙述两名电视新闻记者到行刑室采访将被处死的囚犯，反被囚犯关进死牢所经历的一场灵与肉的较量搏斗）；后一类纪实剧虽是对生活原生态的艺术化复制和仿效，不具有新闻价值，但因其不必恪守生活中的“确有其事”，可将假定性的内容套上逼真性的外衣，用纪实性的手法将虚构的故事讲述得煞有介事，所以，比起依附于新闻价值和生活原型的纪实剧样式，其艺术创造空间更为开阔，也更具审美价值，更接近于“剧”的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