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二年来，我国学术界和文艺理论界经常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面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冲击，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研究将采取何种对策？是对之持一种全然漠视的态度还是一种近似“后殖民”的对抗性态度？这已经引起了一切关注中国文学艺术事业之前途的学者的争论和研究。毫无疑问，这样的争论也波及到了当代电影理论界，论者们的分歧在于，中国当代电影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令世人瞩目并且频频获得国际大奖。究竟是因为它们本身所具有的高质量和高品味还是仅仅以其能取悦于西方学者的“后殖民性”而获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电影研究界的青睐？对此，常常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但真正从理论思潮的导向和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着眼提出独特见解者则实在是寥若晨星。诚然，在对之进行辨析之前，我以为我们首先应当对所使用的理论概念和术语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否则这样的对话根本无济于事，或因各自水平和所使用的话语的过于悬殊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更无法通过对话达成基本共识了。因此本文首先将对目前仍然风靡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作一番评介，然后由此切入探究其对中国当代电影的影响以及后者中的后殖民性。 后殖民理论概述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后殖民主义包括这样两个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①后殖民理论指当今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是批评家通常使用的一种理论学术话语，专指“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②这种复杂性甚至也体现在后殖民地国家之间。此外，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本身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上的差异。实际上，后殖民理论并没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批评方法，而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由于其与另一些批评理论方法之关系密切故很难将其予以区别”。③总之，“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为解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④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打破学科界限之倾向，它使得文艺研究和文化研究融为一体，尤其在探讨与帝国和殖民化相关的课题方面显示出大体一致的倾向：权力，历史，主宰，文化，颠覆，教育，经济机遇，女性的作用，宣传媒介对殖民地主题的作用，区分，种族主义，压抑和反叛等。因此，研究后殖民主义的学者若没有其它当代西方理论知识的背景是无从下手的。 后殖民主义始自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一种新的意识。其后，“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一理论术语便进入了当代学术话语，并承袭了“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和“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s)这两个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范畴。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与后现代主义论争本来是交错进行的，而且，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主要理论课题也包括后现代主义的所谓“不确定性”和“非中心化”等，有着明显的批判和“解构”倾向。目前，在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际，这股思潮在北美、澳大利亚、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更为风行，并且曾一度有过取代后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之趋势。虽然后殖民主义的出现与后现代主义论争几乎同步进行，但长期以来，后殖民主义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却被压抑到了边缘；而当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理论学术界失势之时，后殖民主义才异军突起，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越来越成为人们兴趣的中心。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目前在英美的一些主要大学执教的巴勒斯坦后裔爱德华·赛义德(Eddwar Said)、印度后裔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l C.Spivak)和中东后裔霍米·巴巴(Homi Bhabha)。 后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复杂和模棱两可的概念，所引起的争议决非偶然。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模式以及其文学的价值与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文化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仅仅扮演一种“他者”(other)的角色。实际上，西方文化内部并不乏其批判者，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则正是从那些激进的理论中获取了某种启迪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综观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理论背景，他们从斯本格勒的断言“西方的衰落”那里获取了一些灵感，此外从德里达那里获取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从巴赫金那里获取了对话诗学，从格拉姆希那里则获取了霸权的概念，从福科那里提取了基于权力和知识的写作，等等。这些明显带有“非中心化”和“解构”倾向的理论均对他们的后／反殖民主义思维方式和阅读策略不无影响。对于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及其内涵，西方学术界依然有着分歧：它究竟意味着与殖民主义的断裂并成为一种“超越”或“后于”殖民主义的理论体系，还是继承并强化了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大多数学者认为后者的特征更为明显，其理由恰在于，挑起后殖民主义讨论的一些批评家并非真的来自西方的“前”殖民地国家或称“后殖民地”的国家，而是一些虽有着第三世界血统但实际上却在第一世界的主流话语圈内身居高位并在逐步向中心运动的知识分子精英，他／她们有着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或者说，他／她们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两难：一方面，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他／她们与真正的主流理论家格格不入，试图向居于“中心”的西方主流文化发起进攻，以寻找契机步入“中心”；另一方面，由于他／她们操持着纯正的“英语”(English)，有着收入丰厚的薪俸，因而难免不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而相比之下，那些真正的“第三世界”或“后殖民地”批评家，则使用的是第三世界“英语”(english)。这样的批评应该说仍然是一种第一世界内部的话语主导权的争夺，与真正的后殖民地批评相去甚远，因而自然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这就是后殖民理论的不可避免的两重性。 在几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美籍印度裔女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观点最为鲜明和富于挑战意味。斯皮瓦克早年曾以翻译介绍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大师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著述而出名，因而她的理论带有强烈的解构主义和第三世界批评色彩。她认为，后殖民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批评话语，因为它的批判目的仅在于削弱西方对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作为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理论家，斯皮瓦克虽曾致力于研究解构主义理论，但最终并未成为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她针对男性中心社会而挑战的激进观点也并未使她落入女权主义的圈子，她所自封的“第三世界批评家”角色也颇受一部分真正的第三世界学者的非议。因而在当今的思潮更迭、流派纷争的情势下，她倒宁愿自诩为一位“后殖民地知识分子”或“后殖民地批评家”。⑤她的理论背景主要来自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即她主要关注的是“真理是如何建构的，而不是对谬误的揭露”，在她看来，后殖民主义批评致力于探讨作为个体的人与广义的民族历史和命运有关联的同质性，而构成这种同质性的诸如阶级、性、性别等则是与种族性非同步的、甚至相矛盾的因素。在西方人看来，东方和第三世界永远只是一个“他者”，处于远离（西方）话语中心的“边缘地带”。因而东方的理论和写作／话语就自然是一种“他性的”理论话语。作为一位有着第一世界名牌大学高级教席和优厚薪俸的第三世界或后殖民地知识分子，斯皮瓦克本人所用以写作的语言自然是第一世界的英语，所使用的理论话语自然也出自西方，在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成为中心话语所瞩目的对象的那些学术明星中，斯皮瓦克无疑是少有的一个成功者。她在替自己的身份作辨解时强调指出：“我想为后殖民地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性辨护：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搞清楚我所属的学科的困境。我本人的位置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太代码化了，女权主义者则嫌我太男性化了，本土理论家认为我过于专注于西方理论。”⑥其实，这是当今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两难：既要摆脱西方模式的影响，又要达到非边缘化的目的，那唯一的选择就是只有以西方的语言和（出自西方的）解构策略来削弱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斯皮瓦克研究后殖民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后结构主义、第三世界文化的著述包括《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学论集》和《在教学机器的外部》：前者在一个跨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后殖民地）语境之广阔背景下探讨了语言、女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课题，熔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话语于一炉，触及了当代文化和文学的一些热点问题，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杜塞和哈伯马斯的理论，精神分析符号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爱莱娜·西克苏的女权主义理论以及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等均被她置于文化研究的语境来考察；后者则从解构主义的理论视角集中探讨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后殖民性、国际性的女权主义之方向等问题，并分析了德里达和福科的理论文本和拉什迪等的后殖民地文学文本，与当代文化研究大潮基本契合。由此可见，斯皮瓦克的解构策略帮助她实现了从边缘步入中心的愿望。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