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正迅猛兴起，截至1994年底的统计数字，全国各级电视台、电影厂以及各种影视机构所制作的电视剧年生产总量已逾6000部集。人们打开电视机的各种频道，扑面而来的电视剧作品已经无法阻挡。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出某种繁荣的意义；但当我们从电视屏幕中看到一个在整体形态上不瘟不火，在是非界定上含糊其辞，在人生课题上避重就轻，在主体情调上高唱“后庭花”的情景时，便不无忧虑地要问一句：电视剧，你真正的关怀在哪里？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怎么写”是很重要的，所以，“写什么”似乎显得并不重要；但正因为如此，“更多地写什么”就变得严肃而重要起来。近些年更多地“写了什么”呢？是大酒店、美容院、商界、是公关小姐、住别墅的女人，广告人、中国模特、空姐等等。我在这里还没有苛求到这样一个地步：没有苛求我们的编剧保持住自己苦孩子的身份，把眼界放到大面积的中国的黄土地上；我也不想苛求编剧们非要以身作则，以痛苦的表情投身到那些在改革大潮面前正进行艰难转移的农舍院落、乡镇村所和矛盾缭绕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以及企业中朴素的工人弟兄们。但即使你深入到人生的一个偏僻角落——星级宾馆、腰缠万贯和佳丽云集相对于中国的辽阔版图来说是偏僻的——你也应该有冷静的洞察和观察，应该有你的审美指向，价值定夺和人生评判。至少，我们目前从荧屏中看到的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剧本的形成无非是一个不谙商事的文人在用股票、期货、贸易、经纪人等唬人的字眼包装起一个扭捏作态、港台模式的爱情故事；于是，剧本成活在屏幕上，也就无非是霓虹闪烁、富丽堂皇、美人翔集、情深缘浅……如此而已。 关怀的错位注定要带来作品的失范。失范的剧作家在迷途上越走越远，难以知返。一些编剧从本质上看——亦即联系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包括精神的物质的）来看，用心和手段都显示出一种隔膜。长达一百集的《京都纪事》，到底给老百姓记录了什么？说是在阐述新旧价值观念的交替，可我认为，编剧本身就缺乏方位感，结局终是一团混沌。人们很难从中找到新价值的确立和鉴定。至于那种纠葛不已的情感关系，你编织得越离奇，越显得匪夷所思。也许北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相对滋润一些，但他们远没有翰英街上哪些巨商富贾奢侈的梦幻。作为齐鲁子民，我带着这片土地凝重的血脉。我甚至美好地假定，编剧在这部戏里所要做的，正是想冲击类似于我以及我驻守的土地的凝重或曰保守，从而对现代化发生震聋发聩的呐喊？然而，凭借毫无定向的价值选择糊里糊涂的情爱呼喊，到头来换取的结果还是让我们懵懵憧憧。据说，此剧是在生产进度的逼迫下边拍边写的，我想象得出疲惫的编剧是怎样的心理状态。艺术精品是寂寞的产物，轰轰烈烈、火火爆爆的心态缔造不出精神的要旨。我忧心忡忡：我们的编剧在这种喧哗和火爆的诱惑中——也许其中又掺杂了些许私利——忘记了一个文人本应恪守的朴素操守。 京城崛起的一批编剧“大腕”用廉价的眼泪圈套和噱头般的调侃圈套制造出《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之后，曾经短暂地获得了老百姓的某种感动和欢娱。但它毕竟很短暂地过去了。再到《海马歌舞厅》，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一个艺术家要想得到认可，单靠小聪明是一时的。你没有底层感，没有正义和正气，没有和生活的水乳交融，没有和老百姓的血肉相连，不拿出用真正劳动换取的实力和真货，剧作家和老百姓的期待便永远是一个不等式。 我曾经很认真地研读过《过把瘾》。起初我的认定是良好的，因为它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可慢慢地，反复地看多了，我又推翻了我的认定。这个老百姓的故事讲得太干净、太简洁了，这干净和简洁忽然又让人想到这不是老百姓的故事。它不牵涉老百姓一点柴米油盐的烦恼，也丝毫不牵涉一代青春的跋涉、冲撞、血汗和勇敢。这个反来复去的爱情悲剧只是老百姓在本来繁乱的生活中又平添进许多琐细的腻烦。我又想到了那部冗长的《原谅我的心》。从命题上看，剧作家就走进了一个误区。这个时代永远不能原谅那样一种“小布尔乔亚”气十足的娇媚和做作。如果时代原谅了这种心情，那就是时代的堕落！ 这种尖刻的批评或许会招惹众人的围攻。他们会在说，抛弃你的“文以载道”吧，放弃你所谓假惺惺的“深沉”吧。他们在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云山雾罩的掩体来袒护自己，什么“老百姓喜欢看”，“电视剧就是通俗的艺术”，“电视剧的商品化趋势已不可阻挡”，“电视剧就是游戏”。这种充斥于耳的辩驳终究不会改变我的立场。即使说到电视剧的商品化趋势，商品与消费之间的制衡点靠的是质量保证。质量是商品流通的上帝。当我们感叹周末译制片的许多精彩魅力时，人们是否想过，洋人是用什么打通了它在中国影视市场的流通关节，从而实现了人家商业化的目的？当中国电视剧创作界人士也发出商业化的喧嚣，企图掩盖其中的文化不轨行为时，我们想断然发问：你们所谓的游戏品是否实现了日益膨胀的黄粱美梦？甚至又赚取了多少洋人的外钞？即便有几部戏间或卖到了国外，它凭借的究竟是中国古典文献光彩四溢的艺术魅力，还是现代人放纵四海的游戏心态？现在看，相当一部分剧作家不仅仅是不属于“人民”，要害更在于不属于“艺术”。“人民”和“艺术”之间是相通的，走向了一个，最终或同时就走向了另一个。这就是我们指责一部分人躲在“借口”和“掩体”之中，背离了发展中的中国这一“基本的真实”的根本原因。呼唤剧作家的文人操守和严肃心态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有谁还会说在电视剧艺术一旦文化起来，一旦严肃起来就会没有观众，那么，我就想借用作家张炜的一句话来与他们对辩；“这其实是个骗局。他们用没有观众和读者来吓唬你，看来象是在嘲讽一个诗人，实质上是嘲弄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以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真的会昏头昏脑，双手接过他们兜售的那堆破烂。”（参见《新华文搞》11/94期，《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