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蜀芹执导的，根据作家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在上海播出后成为市民街谈巷议的热点，牵动了千家万户。沪上的《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电视》等报刊杂志评说不断。市文联、作协、视协、市妇联、广播电视学会等部门团体还举行了《孽债》研讨会。现将对该剧评论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一部真正写上海人的电视剧。严博非认为，真正写上海人的电视剧，《孽债》也许可以算头一部了。难怪上海人这么喜欢。这剧十分符合上海人当前的心态，也表现上海编导们的另一种智慧。《孽债》制片人蔡永瑞认为，这部表现上海特定环境和氛围的作品洋溢着亲情、友情，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上海人形象的光彩，是积极向上的。现在塑造“上海人形象”的作品不少，但“上海人形象”除了表现高大的建设英雄、叱咤商海的企业家外，还应表现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他们的情怀同样可歌颂，可令人感动。该剧赢得观众厚爱，原因即在于表现了上海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二、一部成功的电视剧。李明认为，《孽债》拍得很成功，故事情节动人，演员表演细腻，有很强的感染力。既有对以往岁月的追思，也有现实生活的描写，并始终以悬念深深地吸引了观众。许纪霖认为，《孽债》的成功，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它触及到在现象与历史夹缝之间的知青经历之中最令人尴尬的境遇——他们所曾经欠下的历史的“孽债”终于到了要偿还的一刻。王晓明认为，《孽债》拍得相当认真，以往知青题材作品大多写当事者如何受苦的悲惨经历，随着知青回城，这一页被翻过去了。《孽债》用十分戏剧性的故事说明，过去的历史绝不会轻易地消解，它的影响会沉淀在生活的深处。金涛认为，无论从何种形态上说，《孽债》都堪称一部正宗的市民剧。在我们看来，这种生活化绝不是有些评论鼓吹的，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海派市井心态的情景性纪录，对小人物情感近似照像式的铺陈。而是触及到了对整个现代都市文化的辛辣反讽和对“知青后遗症”的问题性探讨。让人真正感兴趣的是该剧的独特视角；孩子眼中的父辈。这种视角的转换，是颇具意味的，它消解了以往知青剧中对父辈们的崇拜，站在家庭立场上，俯视了这一代人在今天面临的窘境。为什么沈若尘们在为了上一代人作出巨大牺牲的同时要欠下一代一笔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呢？ 三、一部具有真实性的电视剧。当年曾去西双版纳插队的知青丁石好说，《孽债》中的故事是真实的，我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真人真事。严博非认为，在这部戏中构成了真正的情节。真实的生活百态，日常熟悉的生活的情景，加上用上海话情景性地表达出上海人买惠、善良的小聪明，以及令观众可以想象的倒霉，这些真实的细节构成了这部电视剧的主体。周介人认为，剧中上海人面对“麻烦”到来时的一种态度。本来，几个孩子来上海寻亲，事情恐怕并不那么复杂，但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一再“掺和”下，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这样一种小市民式的处世态度进行真实的描绘，我以为是该剧较有价值的地方。它把知青的历史和他们现实的境遇联系了起来，写出了上海人生存状态的某些特点。然对该剧真实性也有持异见的。沈次农认为，在我的知青生涯中，没见有一个“孽债”，也没听说有谁欠下了孽债。因此说：云南插队知青的生活不是那样的。当然这样的事也确实有，只是比例太小，一千个一万个知青中才有一个吧。因此当我看到这些小云南的家长聚在一起时，觉得很滑稽，就像看到一群珍稀动物相聚一样。 四、一部深刻教育人的电视剧。《孽债》小说作者叶辛说，作品旨在呼唤当代人的爱心，呼唤在争名逐利的世事生活中人们逐渐被泯灭或遮蔽的良知。许纪霖说，《孽债》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的良知，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还有没有未曾偿还的“孽债”？如果有，又该如何偿还？当年曾去云南插队的知青顾国康说，这部戏促使我们更深刻地去反思。知青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孽债》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今天，因为今天来得太不容易。剧中卢玉琪的扮演者李颖说，《孽债》是一部带有生活哲理的生活片，让我懂得、悟得了许多。一些曾上山下乡过的女性们说，生活在上海的孩子对我们的过去了解太少，只看到父母做了经理，当了厂长，提要求无止境，这五个孩子的遭遇对他们倒是个教育。丁石好说，这部剧不仅仅是对于沈若尘、梁曼诚，也不仅仅是对于知青，它在如何对待过去，如何对待感情的问题上，对许多人都会有所启示和震动。 五、一部没将女性主流反映出来的电视剧。章黎明等认为，作品没有将我们这一代女性的主流面反映出来，而是过分地渲染了一些消极的、阴暗的女性形象。这里面塑造的几位母亲，不是虚荣心强，就是先己后人，或者追求个人享乐、乱搞男女关系。人们在为五个孩子流下同情泪水的同时，唤起的又是什么呢？而现实生活中，除了有那样的母亲外，更多的，生活在广大老百姓中间的，恰恰是一些朴实、善良、乐于助人，又具有母爱的普通女性。顾光青等认为，如今《孽债》里的几位母亲，在生活中也许可以找到她们的原型，但是上海的女性是有层次的。国际大都市里的女性，应该如同这座城市一样，是开放的，是一座包容性的城市。上海接纳了几百万的外来民工，上海的千家万户住进了20多万知青子女，上海人看望孤儿，收养孤儿，温暖了多少孩子的心，现在面临着五个家庭，完全可以反映出不同的面孔，不同的处理方法，为什么一定要在良心受到了谴责后，才有所表示。而现在的结局造成个人，家庭、社会都难以容忍这些孩子，《孽债》让我们女性感到心中有一块铅堵着，将上海的女性丑化了。 六、一部尚存在不足的电视剧。金涛指出，《孽债》并没有为我们揭示人性分裂时的深刻痛苦，而是着力于反复渲染割舍不断的父女情、母子情、在一种“纪录片编辑室”式的观照下，全剧被制作成一部悲情色彩的道德伦理剧，过多地表现父辈们的良心发现。以情动人，固然时髦，却降低了它的批判品格。罗圆文指出，编导在这个剧中写了五种类型的家庭。全剧在交待这五个家庭时，笔墨有点平均。有时某一个家庭的戏刚刚看出一点味道，镜头一转又转到另一个家庭的事上去了。如果在某几个点上能写得更集中更深一点，也许会更有看头。顾国康说，《孽债》使我心里头感觉到一种懊恼，当这些孩子，我们的亲骨肉今天找上门来，可是却没有一个父亲或母亲以明确坚决的态度，收留他们。这些“上海人”是不是太“窝襄”了一点。有些观众对不足方面提出“几户人家在接纳这些知青子女时都显得有些犹豫，有些难堪，心理反应形式有点单一。又对这几位知青当年抛弃子女时的生活过于淡化，使人难以理解。对于上海话的运用，在肯定其尝试成功外，也提出了需要过滤掉个别粗俗的切口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