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以中华商贾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和影视作品,因为我们民族的商业历程太奇特太悲怆了。应该给他们的精英人物树碑立传,通过其独特的升沉与悲欢,再现中国近代历史别有姿容、别有情味、不可磨灭、不可或缺的一页。 于是,八年前,长篇小说《东方商人》的第一部《风流少东》合时而作,应运而生。在读这部作品时,我就觉得它很适合改编成电视剧,不仅因它题材新颖,也还因它情节错综,含有较强的戏剧性。但对改编能否成功,却又未免心存疑虑。一则惟恐编导粗浅流俗,削弱甚或淹没了原著的文化内涵;二则原著写法毕竟并非戏剧路数,其可视性仍有待于编导者精心的再创造。 影视作品必须具有可视性,而对可视性也得具体分析。有些观众兴趣在于言情、武打、侦破、逗笑,觉得那样才有味道。更多观众则要求影视作品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品位、艺术素质、思想意蕴、情感陶冶。他们心目中的可视性,是跟可感性、可悟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对编导《东方商人》电视连续剧的两点疑虑,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多么希望它能基于原著又高于原著,令读过和未读过原著的观众都刮目相看啊。 我正是怀着这样疑虑与希望的心态,来看电视连续剧《东方商人》的。随着情节进展,我的疑虑很快消散,希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落实。不仅编导成功,而且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出色的再创造。 它有四好:编导好、表演好、细节好、场景好。 影视作品成功与否,首要在于编导。编导取得成功,首要在于是不是把握住了戏的精髓。《东方商人》的精髓,就在儒商二字。儒家思想,体现着礼教文明的规范,商家意识,代表着资本积累的竞争。我国民族商业,在由封建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蜕变期中,就处于这儒商二字所形成的两难境地,既在水里浸泡,又在火里煎熬。因而,孟子68代孙和瑞蚨祥,实际上既是具体所指又是一种象征。孟乐川便是个水与火交融的代表人物,夹缝中挣扎出的一朵奇葩。原著本名《风流少东》,可见精髓伴有史料与诗化的未免游离中心的铺张。而该剧的编导,则清醒机智地汲取其精髓,使之更加显豁清明。这是成功的根本。 把握住了精髓,也就抓住了主线,一条是情义,一条是利害。情义中有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利害中有商战、官场、天灾、匪患。编导把这些线索,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并以高显扬和冬梅两个人物为代表,通过他们体现情与利对主人公孟乐川的诱惑和折磨。既突出了戏的焦点,又使情节有条理而多变化,双线交错,摇曳起伏。蔬密相间,结构紧凑,从而能吸引人、打动人并唤起人们思索。这是出色的再创造。 影视作品成功与否,关键还在演员的表演。表演能够成功,关键就在演员是否真切地传达了人物的形与神。《东方商人》的诸多人物,性格命运各具特色,他们的形与神便自有风姿。《东方商人》剧组,并未邀请“大腕”演员,有些还是视坛新秀,但正因为没有既成模式,他们多能体贴切进特定人物自身。其中,孟乐川、孟母、王四眼镜、冬梅等人物,表演得恰如其份,能把观众带进戏中而又不觉得那是在做戏,这是很不容易的。表演得真,片子的命。有些电视剧之所以让人不信不服,甚至可笑可气,表演的虚假造作是其致命的毛病。《东方商人》演员整齐,情真意切,是保障它能成为一部有生命有活力有血肉灵气的地道之作的重要原因。 影视作品能否出色,相当程度上还有赖于细节的独特。细节是艺术品的“眼睛”,能集中传达出创造者的才思工力。情节不难编,也容易忘记,细节难选好,但印象深刻。对于电视剧来说,一件道具、一段台词、一个镜头、一出场景,都可以成为精彩的细节。《东方商人》一路看来,令我不时击节赞赏。忘不了那白色芦荻丛中彩色青春的欢跃,忘不了孟老夫人带领儿子吃煎饼卷大葱,忘不了一把伞下两个情人躲避雪团,忘不了暗夜孤灯一颗颗数豆子……最难忘,一把小算盘,通连两代人,牵动四颗心。原著中小算盘只是个过场物,在电视剧里却成为贯穿全篇令人揪心的重要“戏眼”。那个利欲的标志,竟被化作情义的象征。这一设计,精致隽永,显示了编导者在细节运用上确实是别具匠心。 影视作品的可视性,不应单指情节编织得引人入胜,还该包括每一场景设置得引人入胜。引人入胜,就是能让观念身临其境享受美感,这就要求电视剧的第一场景,在起交代情节作用同时,都能具有相对独立供人观赏的价值。在这点上,导演王新民颇具美术家和摄影家素质,他相当重视视觉形象在构图、造型、色调、音韵、动态、质感等方面美的追求。其中不少画幅,真似犹如美术作品,令人不仅为总体情节牵动,还能因单独场景之别致精美而赏心悦目。这也是促使这一部电视剧能成为精品的重要一环。 观赏《东方商人》的两整天时间里,我沉浸于一种史与诗的情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