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同志是世纪同龄人，他的人生旅程与世纪同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20世纪并不是中国辉煌的世纪，但却是最伟大最重要的世纪之一。这个世纪里，中国曾在迷惘中艰难探索，进行了最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煎熬和无数次的反复和挫折，终于在历史大转折关头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无与伦比。 中国是带着血泪和屈辱踏进20世纪门槛的。1900年，就是夏公诞生之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义和团反帝的英勇斗争可歌可泣，落后、愚昧、迷信却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面对内忧外患，清王朝奉行的治国方略竟然是“宁与友邦，勿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20世纪向中国提出生死攸关的课题：如果要摆脱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命运，就要急起救亡图存，为此中国必须在精神上物质上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 夏公与世纪并存的一生，都在回答世纪的召唤，从青年时代始，就紧紧追踪时代潮头，至耄耋之年而不稍懈。他的辉煌与挫折，他的欢欣和忧患，都是世纪坎坷历程的投影。 欧风美雨挟雷霆以俱来。面对西方文明，中国始则抗拒，继而在器物层面上引进坚船利炮，再进而接受西方的社会制度。夏衍的童年时代，中国最后一顶皇冠落地。然而一次以共和制代替皇权的嬗变，并未扭转中国继续沉沦的趋势。中国还需要一次思想观念和文化上的彻底更新。“五四”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文化全面进击，矛头同时指向帝国主义。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昭示中国向现代化进军；中国革命在救亡和启蒙的双轨上运行。 夏衍当年是一个中学生，也捲入时代狂飚。随后抱着“实业救国”的宗旨，东渡扶桑学习电机专业。大革命失败后，在乌云密布的白色恐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他职业革命家生涯，为理想而献身，终生不渝。 20世纪前半叶，全球最伟大的历史潮流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资本主义的痼疾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有识之士多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中国要在一个世纪中既完成西方国家几个世纪才取得胜利的民主革命，还要继续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中国解放的道路特别险阻而崎岖。 每当历史处于重大转折关头向前跃进之际，就呼唤一批具有坚强意志和非凡才能的巨人，来承担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这样评价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像达·芬奇、阿尔勃来希特·杜勒、马基雅弗利、路德等，无“不在许多部门放射出光芒”。他们“还未成为分工的奴隶”，不是关在书斋的学者，“他们几乎全都在时代的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而许多人则两者并用”。 20世纪的中国，也是一个要求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由于中国革命负有迫切的救亡图存使命，中国巨人就带有更突出的实践性品格。他们用笔和舌，更多还是用剑。他们往往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和外交家，有的还是哲学家和诗人。中国革命同时包涵文艺复兴时代人的觉酲、人的解放的文化使命，又处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大撞击、大融合的潮流中，也就有一些学贯中西在多种学术部门和文艺领域闪烁光彩的巨人，他们同时在实际斗争中起创导作用。 我以为夏公的基本风格具有这种世纪的巨人气质。这种气质表现在半个多世纪来以殉道者的精神献身的坚定性，表现在孜孜不倦追踪时代潮流的趋前性，表现在学识广博和多才多艺，表现在众多领域业绩彪炳。 作为电影家，夏公大约写了十二部电影剧本。他改编的《春蚕》、《祝福》、《林家铺子》、《憩园》在剧作上属第一流。他出版过至少三部电影理论评论文集，其中像《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被公认为中国电影剧作理论的高峰。 作为戏剧家，他写过十二部多幕剧。《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当年传诵一时，亦属可传世之作。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他的《包身工》已属中国报告文学经典之作。 作为杂文作家，他出版过杂文集多种。此外还撰写过大量回忆录，包括《懒寻旧梦录》等。 作为翻译家，他译过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之作的《母亲》（高尔基著）以及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他（与郑伯奇合作）也是将苏联系统的电影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如果一个作家一生能创作和翻译这么大数量、这么多品种并达到这么高质量的作品，就是相当辉煌的成就了。但夏公从来不是一个闭门写作的作家。仅就他在文艺上的业绩而言，也远不止于他的作品。这里仅以电影为例。夏公1932年受党的委派进入电影界，作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促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这转折的关键就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导入电影，使中国电影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位美国电影史学家陈力(Jay Leyda)在《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一书中比较客观地评价了这场电影运动。 “我认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富有戏剧性、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电影企业中建立一个活跃的地下运动几乎达二十年之久。这一事实是中国电影有别于其它国家的首要因素。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人的占领，在现代史上两个政治压迫最严酷的统治下，一群中国革命者制作的影片，一直与广大观众见面。这个地下电影运动有其独特的魅力。尤为重要的，在20世纪艺术史上，这种例外的、艰难困苦的、往往要流血牺牲的环境下，产生了最有兴味、最经得起考验的中国影片。既超过以往的影片，也超过了同时代的‘地上’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