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电影理论通常被划分为传统理论和现代理论。现代理论主要指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女权主义等阐释电影形成的理论体系，约起源于60年代中期，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80年代初，我国开始介绍，数年后，作为理论体系全面引进，80年代末，形成高潮，理应在我国电影理论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概述西方现代电影理论传入我国的概况，简要评析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来龙去脉及主要观点做全面介绍，不得不假定读者对此是基本了解的。本文纯系一家之言，错谬难免，恳请批评赐教。 补课 西方现代电影理论最初被介绍到中国，应归功于李幼蒸。在1980年，专门介绍外国电影理论的刊物《电影艺术译丛》（《世界电影》的前身）复刊不久，他就发表了《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一文，重点介绍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包括社会背景、哲学基础、主要观点、发展趋势等，也指出其主要缺陷：“严重脱离具体社会实践”，“极易流于形式主义”。他呼吁我国电影理论研究“应当对外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给予适当的注意”。①这在当时不仅需要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需要有非常的胆识，因为毕竟距离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并不遥远。在同一期刊中发表了伍函卿的一篇译文——《梅茨电影符号学述评》，作者是前苏联著名电影学者雅姆波尔斯基，文中用近似中国大批判的笔法介绍并批判了梅茨（即麦茨）的主要理论观点。刊物编者用这类文章介绍现代电影理论，可谓投石问路，因为中国的电影理论来自苏联体系，在学习西方理论时，往往先命名为“反面教员”，再去求教和声讨，此文对西方现代理论有介绍有批判，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可惜，没有引起反响，既没有为批判者喝彩，也没有为被批判者鸣冤抱屈。因为中国电影学术界完全没有对话的权利，此时，连西方重要的传统电影理论都没有来得及引进，看现代理论更如同天书，不知所云了。因此对于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发展而言，最紧迫的事是，为传统理论补课。 传统电影理论在中国发展缓慢，至70年代末，形成以下特点： 是一种关于社会政治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艺术或电影的理论，经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 是单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单一理论体系，采用的是前苏联模式，与电影创作、制作、发行、宣传等共存于一个电影体制之中，因此必须尽力维护这种单一体制的运转，本身没有自主性。 艺术理论苍白、简单、僵化，只有根据哲学教条移植过来的创作论。由于社会长期封闭，与世界各国缺乏交流、借鉴、切磋的机会，不能广泛吸收外国电影理论的学术成果，存在大量理论空白和缺陷。 70年代末，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电影理论为适应社会变革和电影创新的需要，也为了丰富和完善自身，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引进外国电影理论，改变中国电影观念是必由之路。社会对于一种电影理论的选择和接受并不是任意的、偶然的，而是由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决定的，它总是在最恰当的时机，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引进和传播适宜的理论，并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在现代西方电影理论受到冷遇的前后，传统电影理论的补课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主要有： 树立电影观念，探讨电影特性，使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以区别于其它艺术，使电影理论区别于一般的艺术理论，成为独立的学科。 引进电影本体论概念，主张把纪实作为电影的本性，力图修正中国传统理论中有关电影与现实关系的论述。 推出作者论，重点在肯定导演在创作中的地位。由中国国情所决定，更重视导演的群体特征，由此产生代的划分。开始总结艺术流派和个人艺术风格。 开始重视电影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力求突破以前苏联蒙太奇理论为核心的陈规旧套，以新颖的形式表现新鲜的内容和感受。 这些对中国传统电影理论的补课，几乎每一次都引起电影理论界的讨论，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接连不断。它们与旧理论体系既有争论，又有妥协。双方都试图建构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权威理论，以成为指导创作主导批评的权威。由于在很多方面观点难以统一，于是形成权威理论内部互相排斥明争暗斗的“左”右之争。 中国传统电影理论经过补课，已经大大缩小了与外国传统理论的差别。但是由于社会条件不同，对任何西方理论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也由于引进的时间仓促，许多理论精髓不可能被充分理解，不可避免地存在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误读乃至曲解等现象。这些理论是否能适合中国国情，是否能与中国旧理论磨合，是否能成为权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待于实践检验。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速，未等西方传统理论在中国站稳脚跟，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电影理论界的精神需求了。他们把眼光再次投向世界。 讲学 1984年夏天，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再次进入中国，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请美国电影学者来北京办电影理论讲习班。以这种方式进行现代电影理论的启蒙，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因为它非常适当地利用了旧体制下中国电影学术界的组织形式传播电影理论新观念。促成此事的两位中国学者是程季华和陈梅。 在1983年，程季华和陈梅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邀，前往讲学，深获好评。其间他们广泛接触美国电影学者，深感中国电影理论视野狭隘，僵化单一，无法与外国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一些美国学者希望亲眼看一看正在巨变的中国，这样，一个大胆的学术交流计划开始酝酿。程季华等回国后向当时的电影主管部门文化部请示获准，决定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电影理论讲习班，邀请美国学者讲学。“学有专长”和“对中国人民友好”是两项重要标准。讲课题目由影协与美国学者商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