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吴子牛 访问／贾磊磊 杨远婴） （时间／1994年4月29日 地点／吴宅客厅） 许多人都在问：“火狐狸”是什么？谁是“火狐狸”？实际上，我也如影片中的瘦子般地提着猎枪在寻找，希望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赋予自己的人生，去战胜那“形而上”的却又无处不在的，令人痛苦不得安生的因素。 －－吴子牛《火狐》导演的话 上集：电影与时间－－10∶10 贾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力量，你从1983到1994年正好拍了10部影片。现在又是中国第五代诞生的10年纪念，回顾这些年来的电影创作，你怎么评价自己呢？ 吴 其实，《火狐》“导演的话”明显地表达了我通过瘦子的行为要寻找一种力量的企图。 眼下电影的形势很严峻。“第五代导演”当初艰苦奋斗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细说起来，这一代人从根子里是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我自己也如此。如果说“第五代”的作品有创新，有前卫意识，反传统，实际上是和自己人比较出来的。“十年”与近“二十年”的电影空白相组接时，稍稍的一点新意都会备受推崇。但我们自己清楚，我们已经面对着另一个十年。对所有电影人来讲，此时才是进入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艰苦卓绝的战场。作为电影中间力量的第五代导演们，不管他们过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物”的挤压下，是坚持艺术的个性，还是屈从于世俗、甚至媚俗？是很严峻的问题。许多严肃的电影人也很难找到自己的精神定位。比如说“城市电影”吧，我自己和不少同代的同仁都视都市为一个“反面角色”。虽然它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但却极少成为这一批导演的美学对象。严格地说，中国导演的审美情趣是在农业文化的背景中形成的。既便是新锐导演，很大一部分都市景观也无法引起他们的创作冲动。所以不少导演才在怀旧与历史中寻找重要的精神慰藉，以此来应付都市的喧嚣和自己的失落。但这些对今天的人来说都已成为历史的后话，我们的昨天亦随之过去了。 贾 作为一位电影导演，你的昨天是从1983年算起的吧？ 吴 对，是那年3月，为了锻炼我们从学院分到潇湘厂的15个同学，就让我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用国产机器、国产胶片和过期的进口胶片给我们“练兵”。我接了一个谁都不要的剧本，全力以赴地投入进去。当时还很正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体验生活、创作剧本。后来牙床全是溃疡，满口流血……这就是《候补队员》。《候补队员》参加过许多世界影展。第二年获得金鸡奖的特别奖。其实这是第五代的第一部作品，由于是一部“儿童片”，所以被人们忽略了。许多人至今还以为我的处女作是《喋血黑谷》。因为它一出来反响强烈，我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收到大量的观众来信，同时获得了社会的承认。 贾 《喋血黑谷》与第五代的其他作品相比，有那些不同？ 吴 它的镜头语言和运作方式完全与《一个和八个》相反。故事很流畅，运动镜头很多。没有像《一个和八个》那样，用静止的空间形态和不完整的影像构图“宣告”自己的存在。当时我和张黎在北影看了《一个和八个》第一批样片，有100多个镜头，我就对张军钊和张艺谋说，这部影片在影像的处理方面过于极端了。它残缺的画面很容易给观众造成一种技术失误的效果。而我们完全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们的升降机用的是5米、7米，移动轨用了15米，还有圆轨，包括稳定器。我当时拍电影还要写导演阐述，《喋血黑谷》有厚厚的一本，而且还跟全组演讲过一次。我们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分析这种所谓的类型电影如何以不类型的面目出现。 贾 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按照《喋血黑谷》的道路走下去，你现在会怎样？ 吴 也可能会成为那种反类型的类型片导演。当时我之所以接《喋血黑谷》，是因为我们刚毕业的时候还是很有抱负的。希望能够接触不同的题材。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一炮打响，要“火”到什么程度。就是认认真真地做事。影片拍出来以后，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类题材、这种类型的片子，我自己绝对能够驾驭，而且会比别人拍得有意思。 贾 后来有许多影片当中都有《喋血黑谷》的影子，包括许多电视剧。它几乎成了一个时期战争影片的徽号。 吴 在《喋血黑谷》中我还在小心翼翼地做一件事情，当时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它是第一次写了国民党的抗战。那是1984年，距今整整10年。 杨 这部影片当时之所以被列为“探索片”，就是因为它有思想上的冲击力。在《喋血黑谷》中，你不仅注重影像造型和叙事语言，而且探索了类型片的制作。可是在电影制作更加灵活、更加大众化的今天，你却坚持一种强烈的个性化风格，表现出一种柔韧的电影态度。 吴 我拍电影是这样，不是死守着一种风格。从来都是根据自己拍摄的题材选择表现的手法。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每部影片都是不同的。 杨 为什么你的东西总和当时的历史产生某种“逆差”，或是说，表现了某种超前性。但从电影形态上讲，你后来制作的东西不如你原来制作的东西那样完整。比如像《太阳山》，在叙事上明显的有一种割裂。 吴 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太阳山》的剧本后半部分被我给“篡改”了。我选了自己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放到了影片里。 杨 为什么？ 吴 因为我在福建呆的时间比较长，40年海峡两岸的那道“冰河”，一夜之间解冻以后，大家很容易注意到表面上的和解，而忘掉了被这种东西“淹没”的人。在福建沿海地区有许多被割裂的家庭，很惨！很惨！如果再没有人谈到他们的问题，历史也许就会把他们抛弃了。我在福建漳蒲县六鳌村拍《欢乐英雄》的时候，那儿与台湾只有一水之隔。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每天早上拿着一个痰盂，里面装的是饭，对着大海，一边吃，一边抛撒，一边祈祷。这是她在和她的丈夫说话。70岁的老人，天天如此，不管刮风下雨！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姨。我的姨夫在1948年底就是为了我姨，偷偷回四川去，还没进家门就被抓起来了。一关就是几十年，直到大赦。我的姨几十年来带着自己的儿子就这么过来了。等到他放出来，看到地上掉一张纸，都要看一看把它放在嘴里吃掉。……所以，《太阳山》前后是断裂的，这就与我有关系。小加（该片编剧）也和我争，我们俩经常为创作上的事争。她说用她那个结尾会怎么样？我现在用的是自己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