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露头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电影危机，至今未见转机，甚至还在日益加剧。面对着各地门庭冷落的影院，想起昔日的风光，电影界人士莫不深感落寞的凄凉。别说八十年初，每当一部优秀的新片出来，人们便奔走相告，开后门抢购影票的盛况不见了；就是八十年代末，人们对《红高梁》的那种议论纷纷的热情，似乎也不多了。于是，有人断言：电影的时代，怕莫是真的要结束了。 这到底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电影的危机在我国何以会如此长期地持续着，并且在愈益加深呢？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探求答案，寻找症结了。有人认为这是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既要坚持认定电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又要将其驱向市场，受市场经济的制约，电影怎能不陷入到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而不能自拔呢？有人认为这是新的竞争对手电视的大崛起所致。电视具有灵便轻捷，可以深入到千家万户的优势，且在艺术欣赏上又大体上可以取代电影，从而广泛地夺走了电影的观众。有人则认为，这是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广泛兴起和广大观众对艺术需求的移情别恋的结果。自然，更有人认为是上述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所致。 显然，造成当前我国电影的严重危机，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上述论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们看问题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形成的基本原理。任何矛盾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而且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更基本的依据。要探求我国当前电视危机的主要症结，恐怕还得从我国电影界的自身去寻找。 首先，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上的某些失误，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这从我国近十来年电影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中，可以窥见一斑。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我国的第五代导演和他们的同龄从影人员，带着他们的颇为新异的新潮影片，风风火火地登上中国影坛的时候。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勇于突破和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由于他们的努力，给我国的电影注入了一股生机，不仅突破了长期来制约着我国电影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单一化的创作模式，而且大大丰富了我国电影的艺术方法和艺术语汇，拍出了《黄土地》、《过年》、《老井》、《孩子王》、《红高梁》等，在内容上既有较深的文化内蕴，又有新的视角；在艺术表现上既有民族地域特色，又有创新突破，且富有探索色彩的新潮影片。在这股“中国新浪潮”的推动下，还程度不同地促进了第四代乃至更老一些的艺术家们在电影观念上的更新，从而拍出了诸如《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野山》、《乡音》、《黑炮事件》等既有深厚的现实主义底蕴又面目一新的力作。对此，评论界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赞扬是理所当然的。但就在那阵阵热烈的叫好声中，却潜隐着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离和失误。 第五代导演和他们同龄的艺术合作者，其艺术观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大都有过一些甚或太多的失落，找寻和张扬他们的自我，是其普遍的心态。他们一旦投身于艺术创作，其指导思想便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执迷于强调张扬主体精神的艺术表现，并几乎是不假甄选地搬用了六十年代初法国“新浪潮”电影中的“作家电影”的主张。因此，他们拍出的一些被称之探索电影的“新潮片”，大多是为广大观众不易读解和难于接受的，诸如《猎场扎撒》、《盗马贼》等，便是其典型的代表。我国电影观众的大量流失，其所以起始于这个时候，不能说与这种创作思潮的偏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这种追求，无视了电影最基本的大众化和观赏性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贵族化倾向。 然而，我国电影界的主流看法却不以为然，似乎只有全盘肯定他们的艺术情趣和追求，才能有中国电影的更好发展。而且在某些人的观念中，还形成了这样一种近乎荒谬的划分：凡观众面较广的，但手法较传统的影片，便被认为“大众电影”、“娱乐片”，甚至被个别人戏贬为“大路货”；只有那些较艰深晦涩，在艺术手法上有些花样翻新的影片，才算是“艺术片”。当经济这根杠杆开始左右着电影之后，某些制片厂家便提出了“拍娱乐片以保经济效益，拍艺术片以上艺术档次”的所谓“拍片方针”。粗粗看去，这是一种既讲求经济效益，又有艺术追求的正确思想，而实际上却是把电影的大众化和观赏性原则与艺术性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其结果是导致了“娱乐片”的平庸化和低俗化，“艺术片”的艰深化和贵族化，从而造成了大批观众的走失。而所谓“电影危机”，说到底，就是一个观众严重走失的问题。 在电影危机初露端倪之时，电影界曾有过一场如何看待电视的艺术功能的讨论。有人强调它的教育和认识作用，有人则注重它的审美和娱乐功能，自然也有人要求：一部优秀影片，应该是教育、认识、审美和娱乐等多种价值的完善统一。但对当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上业已出现了的失误，却缺乏必要的清理和深刻的自省。所以，此次讨论的正确认识和积极的成果，未能转化和贯彻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以至“娱乐至尚”、“娱乐唯一”的思潮支配了不少的人。每当人们谈及电影的作用时，他们总是振振有词地声言：观众到电影院来干什么？难道是花钱来受教育的？还不只是为了轻松轻松，娱乐娱乐吗？有人的确不仅将电影看作只是娱人的工具，而且还是自娱的手段，甚至把严肃的艺术创作叫做“玩电影！”于是，那位专以游戏和调侃人生为能事的王朔，竟成了电影界的白马王子，被一些人当作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年之内，就有他的《顽主》等四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以至1989年被称为电影界的“王朔年”！但这些被某些人吹捧得很高的所谓探索新潮片，除了因光怪陆离而难以读解外，充其量只不过是以一种扭曲的心态，颓废苦涩的情调，对人生和生活作了一通不负责任的调侃而已。这又怎能不叫观众因深感失望而走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