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中国电影,已形成五种浪潮:谢晋、凌子风等老一代电影的蜕变发展;陈凯歌、张艺谋等新锐电影向传统的皈依;“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商业娱乐片;以及以张元、胡雪扬、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的“独立影人”电影;还有由政府扶持的“主旋律”电影如《大决战》等。 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经济基础的变移,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期待也在改变着。在经历了多年的政治风浪后,人们产生了“把政治还给政治家”的淡薄意识,市场经济使每个中国人都变得现实和粗俗。“上帝死了”的世纪末没落感,纷纷扰扰的竞争,人际间的明争暗斗,“活得太累”的人们想起影院寻求一点娱乐--而这又应该是在家庭荧屏上得不到、或不适应在全家人中共同欣赏的东西。人们在看腻了剑士奇侠、警界枪战后,寻找着更为刺激的东西。香港“脱片”浪潮的冲激,西方性电影的推波助澜,都诱使一些中国电影生产者跃跃欲试。也就是说,曾经多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凭党安排”的中国电影,现在突然被推到“自负盈亏”“自谋生路”的商业战场上,“对于究竟拍什么题材才能赢得市场,至今一片茫然”--八一厂的首脑,正道出中国电影的心声。此外,众多的娱乐形式和多姿多彩的消费渠道,也对中国电影构成极大威胁。反文化的市场导向和从业者生计问题压迫,各电影厂纷纷转向娱乐片,一大批品位低下,充满粗俗感官刺激的“打、砸、抢”影片纷纷上市,紧接着就有了“中国电影应建立分级制度”的呼声。有些电影厂满脸苦相,在“你总得让我活”的哀号声中,居心险恶地“脱”了起来(报载,广电部曾明令禁止某电影厂对《金瓶梅》的后期制作),中国“性”电影在诸多禁令之下,仍反复冲撞,力求杀出一条“黄路”去掠取观众腰包。 政治体制的变革,激活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而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又冲击着本身正在变革中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国电影在“转轨”进程中,生产、制作和发行上演诸多方面,都表现为被动局面。一批实验型电影,为逃避政府的审查,寻求外资、与境外机构“合拍”,以“胜利大逃亡”方式,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态势,继而达到“转内销”的目的--用陈凯歌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努力让外国观众看到我们的影片,因为这是唯一自救的方法,也许这是让影片返回中国的最好途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尤其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正是走了“曲线救国”之路,从而在国际国内获得巨大声誉。更有甚者,干脆通过“看不见的战线”制作“地下电影”,通过中国现有私有经济的支持,利用现代电子技术的便利条件,在无电影厂家正式参与情况下,不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批注册,而能耗资数十万元拍成电影并偷送出境去参赛获奖。有个别人则公然宣称:“哪怕现在给我一百万一千万,不拍,一边去,我就拍这个。与其让别人七改八改,弄出了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如花钱拍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这种“地下电影”行为在1993年日本东京电影节上表现极为突出,为此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为表示抗议而退出该节,而在1994年荷兰鹿特丹电影节上,又有多部“未经国家电影制造厂批准,私自拍摄并未送审”的“非法影片”参赛。为表抗议,中国电影代表团取消了参赛计划,广电部专门发文,对此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虽然,教授们对自己学生“独立影人”行为表示赞赏,认为这种电影形式在“未来几年会有很大发展”,但也对他们承担的风险表示忧虑。中国电影部门首脑滕进贤也曾表示过对电影从业者成为“半自由职业者”的期待,但也申明只是一种“个人构想”。“独立影人”行为在现实诸多因素制约下,前景未可乐观。作为一种耗资甚巨、制作企业化和集体化且具有商业本性的电影,必须被市场票房的“共性”认可,必须顾及政府审片的态度。胡雪扬倒是深谙此道,其《留守女士》以“贴近生活,反映现实”而获“开罗16届国际电影节”两项大奖,又在国内受到上下一致好评。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技术的飞跃,小型电影机械(如16毫米胶片的低廉和小型轻便有声摄像机的完善)和电影后期制作的电脑化,电影愈益具有“个人化”生产的特点。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尤其是私有经济的壮大,又为中国电影个人“私有化”生产提供着经济基础。正在调整过程中的中国电影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如何以“立法”方式对待日趋发展的个人电影,尚需时日,因此,主渠道的调控与电影市场规律的矛盾仍在激化。从闯禁区的电影到“把关”的主审部门,从电影从业者的生存要求和艺术观念,到广大观众对国产电影的走向,都充盈着一种“大撒把”下的“愤怒的喧嚣”。 “按市场规律办事”,中国电影被迫走上市场“自谋生路”,对民众消费心理的生疏必然导致娱乐片的粗制滥造,但随着“向好莱坞学习”的深化和对娱乐片技巧的进一步掌握,中国商业电影将会产生高雅的艺术品。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人气”,使他们在“娱乐”中难舍“艺术”。政府出于国情和民族心理以及政治的考虑,也必然投入一定经济力量扶持高品位的艺术电影形成“主旋律”。可以预见,到了下一代世纪,随着“初级阶段”的消亡和“小康”的到来,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和金钱追逐的淡薄,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会出现新的“雅”化,于是,对电影品位的注重,和在民族悠久文化氛围作用下对电影“文化”意蕴偏爱,将是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动力。电影是一种最具社会性的时代艺术,法兰克富学派认为:只有通过艺术的审美,人类才能自救。构成一个国家、民族和时代电影审美文化的,只能是艺术电影。中国电影几代艺术家在文化电影方面的努力,以及他们对电影语式和手法的成功处理,获得世界电影界的高度赞扬的巨大成就,都显示着中国电影的巨大潜力和未来希望。同时,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蕴的文化典籍,辽阔大地各地域五彩缤纷的人生形态,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繁芜多样的人生表现,都为中国电影提供着丰富的素材,而中国电影艺术家对艺术的严肃认真精神和掌握电影技巧的娴熟,更为中国电影辉映于下一世纪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澳大利亚电影访华团长所说:世界电影面向东方,世界电影的希望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