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族制企业选择理由 关于家族制企业的界定学术界讨论很多，台湾学者叶银华提出以临界控制持股比率，将个别公司的股权结构差异性与家族的控制程度纳入家族控股集团认定，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就可以认定为家族企业：(1)家族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持股比率；(2)家族成员或具有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3)家族成员或具有三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公司董事会席位超过全公司董事会席位一半以上。该定义以股权和控制权的量化划分家族制企业。家族制作为事实体制存在根源在于： 1、企业组织内在的要求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企业是由无私的经理经营的；投入和产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该理论强调技术的作用，强调规模效应作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产权理论对企业内部组织研究的深入，提出交易成本和代理理论。由于交易成本、信息不充分和风险的存在，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而出现“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资源的导向依赖于企业家时。由此系统构成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企业组织的追利和扩张特征要求企业家“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市场要素，因此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能够回到公开市场。”企业生存的边界是他对市场的替代能力。“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从实践和理论而言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相对优越的制度安排。就具体企业而言，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是业主的选择，这是市场经济下最基本的权力。企业制度的选择是受企业掌握的信息和企业占有资源的制约、受业主选择能力的制约。企业能否为这种选择支付成本，业主是否有能力选择最优，这都约束企业的治理结构选择。这如同一个人选择交通工具；想买车没有购买力，只能去借，甚至采取违法行为，有了车不会开或没能力开，汽车或是开出去违反交通规则或者是当摆设。判断一个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合理一是靠先验性的理论论证；二是靠经验性的实践证明。企业制度是否有效要看企业产权安排是否合理，是否有激励作用，企业组织系统、团队精神和管理机制是否健全、企业家才能水平等方面。中国家族制企业的存在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1)二经济禀赋结构的制约。中国工业化时间短经济又处于转型时期，大量的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存在是有其必然性。一是历史原因，在计划经济下国民收入的分配集中在厂商和政府手中，公众缺少资金积累。市场开放后，创业者自我积累很少，金融市场融资无门或者成本极高，家族成员或准家族成员联合几乎成民营经济的唯一选择。民营经济创业的技术都是通过一些诸如同学老乡之类的家族关系从国企中外溢出的。民营企业从一诞生就打上了诸如同学、同乡、同事之类的家族或准家族的烙印。其次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内在要求，受资本少、技术水平低而劳动力数量多、素质低这一经济禀赋结构的制约，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大都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市场切入口。转型经济初期市场需求缺口大，短缺经济造就粗放式管理，这种经营对管理的要求相对低，市场机制对企业的约束力尚未得到体现，家族化管理的民营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目前的经济条件劳动力要寻求其价值实现的出口，注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在中国，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将长期存在。最后是制度的不公平性。国家经济改革以国企为重点，民营企业外部环境的不公平性使家族化管理成为配置经济资源的一种现实选择，家族化治理是一种经济的企业制度。 (2)家族化管理是企业家队伍短缺的替代。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人格代表，他是企业创新的领导者。知识可以积累，企业家精神可以积累，但是企业家是不可以积累的，他是一种稀缺资源。计划经济为改革开放既没有培养出企业家也没有培养出企业家精神的积累。民营经济创业时企业家这一资源极度稀缺，新创企业需要组织的权威存在，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原有体制中的权威列如村社领导成为企业家的替代出现，家族管理就进入企业管理。在短缺经济下缺少市场机制的约束，缺少选择企业家的筛选机制，这种权威得到快速发展。企业家是一种对才能的体现，它有其生命周期，当这种才能在退出之后，在组织权威选择上家族化的惯性就浮出水面。2000年，万向、横店、红豆的权力交接上就体现出家族化的“世袭”味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在缺少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环境中家族治理就成为一种替代存在。 (3)企业边界的约束。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其存在的条件是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对于市场机制形成的交易成本，或其它企业生产同一类产品成本的比较优势。成本优势的形成来源于企业同外部进行产品交易及企业内部要素交易的效率。经济转轨中的政企不分、市场身份歧视、价格双轨制、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增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的成本。在企业内部组织要素交易降低内部成本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有效选择。家族成员或类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先天有一种信誉抵押功能，他们之间交易信用程度高，交易成本低。家族成员信誉的抵押功能形成家族企业组织的内聚性特征。这种组织凝聚力强，“肉烂也烂在锅里”，企业内形成福利的分配，不会形成福利的流失。在市场环境不规范的背景下，防止企业财产流失，提高了企业抗风险能力。 2、文化背景 文化是人类的实践能力和成果的总称。实践能力取决于实践主体，实践方式决定文化的运动演变：中国企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就是人类以前文明成果的积累，传统一方面外在化为各种符号和制度，另一方面内化成实践主体的观念。家在中国文化中不仅表示为血缘关系，更是一种组织关系。中国文化中的三纲五伦“孝，悌、仁、礼”的基础都是家这一组织。家谱、家庙、家规维系着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它虽受到各种冲击仍然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在承认权威是“天子”、“龙种”的同时强调应由有德者据之。权威又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条件成熟“化家为国”成中国历代改朝换代的定式。家族成员的成功和耻辱和整个家族休戚相关，所以项羽不肯过江东。带有宗教味道的家族组织是每一成员的靠山和心理依托。家族成员对家组织承担各种非契约的义务。西方文化的彼岸世界是宗教，此岸世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约束人们行为的契约。中国文化中的彼岸世界是“仁”，此岸以“礼”的约束。礼的执行不在于契约，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的约束。中国的信用建立在“修”的成熟程度上。季布一诺值千金体现了这种价值，“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西方文化是一种契约约束性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自觉性文化。中国文化中的信用更多地体现在“小人喻之以利，君子喻之以义”的随机性。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文化背景下，企业外部资源的使用风险很大，家族内资源的选择成为一种经济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