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庄治理研究中，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从公共公力的产生及其运作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张厚安、徐勇、项继权，2000；白钢，2001）。尽管也有少量学者研究了诸如宗族这样的传统组织在村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王沪宁，1991；钱杭，1993；王铭铭，1997；肖唐镖，2001），但对目前村庄中存在的其它各种民间组织仍然缺乏应有的关注。其实，在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民间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原有的民间组织多被取缔或衰落，但自80年代以来，随着乡村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民间组织得以重新产生或复兴，并逐渐成为村庄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民间组织纳入到村庄治理研究中，无疑有助于更为全面地透视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村庄政治。 民间组织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此，学术界尚缺乏一致认同的概念。有学者将民间组织在形式上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挂钧，并认为它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的，并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社会组织（孙志祥，2001）。另有学者将民间组织划分为非法的、半合法的和合法的三种类型，并分别考察了它们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张鸣，2001）。本文所称的民间组织是村庄意义上的，它是指除正式组织外的其它村内组织，它们兼具传统与现代特性，并因组织的不同而各具特点。本文即是想通过描述村庄内不同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参与，来展现村庄政治的生动图景。 一、基本情况： 先锋村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的西南角，距离镇政府所在地约2华里，104国道从村旁经过，交通极为便利。全村有18个村小组，450余户共2011人，现有耕地200亩左右，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2345万元，人均纯收入在9000元以上。由于个体经济发达，外来务工人员亦有2000多人，属典型的经济发达的镇郊村。自80年代以来，村庄经济出现多元化发展。一方面是个私经济蓬勃发展，传统的农业逐渐被置于边缘产业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省、地、县企业入驻村庄，大量耕地被征用，村民的职业亦呈现出严重分化。正是在这种急剧而又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变迁中，催生或复兴着村庄的民间组织，并在相应的政治环境下，为它们介入村庄治理提供了恰当的社会基础。纵观先锋村近10年来的村庄治理，有四个民间组织值得人们关注。 1、老人搬运队：这是先锋村规模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它是在村庄城镇化过程中应运而生的。自90年代中期以来，先锋村的城镇化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田被征用地，村的劳动力发生结构性调整。基础较好，有一定生产经营能力的则办工厂或从事商贸活动，那些无一技之长又达到一定年龄的则被允许加入老人搬运队。根据1997年2月17日村支部扩大会议的决定，男性虚岁40可进搬运队。进搬运队时交纳300元投资费，70岁退休后可享受100元／月的津贴。至2001年，老人搬运队有近300人。设一大组长，每小组各设一名组长和副组长，组长、副组长均由搬运队选举产生，报村委会备案。工作上，每个组又分日班、夜班，轮流上岗。由组长、副组长调配劳力。报酬计算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根据各自的劳动力来确定分值，最高8.5分、最低4分，除按1%上交村财外，按月将搬运收入以各自的工分取酬。由于搬运队属村庄卖苦力的低收入阶层，所以非常在意村集体事业的发展和村两委对他们权益的维护。 2、老人协会：老年人关心下一代协会（简称老人协会）也是村庄政治中一支重要力量。先锋村有男性65岁以上、女性60岁以上的老人七、八十人。自90年代初成立以来，常在老人活动中心开展活动，刻有公章，核心成员有18人，其中6人为党员，这6人中有担任过人民公社干部的，也有从村党支部委员退下来的。正因为他们仍能参加村党支部扩大会议，所以既能参与村中大事的决策，又能将有关情况带回老人协会讨论，从而使老人协会成为先锋议论村事的一个非正式论坛，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村消防队：据村庄人称，先锋村拥有全国最大的废旧塑料交易市场，建有两个大型仓库。先锋村及附近村庄又多以针织、制鞋、服装为主导产业，因而防火消防极为重要。2001年5月9日，平安志愿消防队宣告成立。消防队属志愿组织，不隶属于村委会，其建立所需费用完全是通过集体、企业、个人赞助的。根据公布的收支情况表，消防队的建立共收到的赞助有来自18个集体的23000元，33个企业的38900元以及76个个人的48300元，共计110210元，另外还收到一部分实物赞助。消防队的筹建共支出122010元，收支相抵，尚欠11800元。在18个捐助的集体中，先锋村委会捐资5000元，镇政府2000元，市消防队1000元，其它的均为先锋村附近的行政村或自然村，企业或个人也多属上述范围。消防队现有成员24人，拥有三辆消防车，日夜安排人员值班，每位队员均配有BP机。由于是志愿性的，因而队员们没有工资，开支依赖人们不断的赞助及救助给予的报酬。但因刚刚成立，其具体影响还有待观察。 4、基督教聚会点：据镇志记载，1895年基督教开始在本地设立聚会点，1935年建成全县最大的教堂。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民众与教会的对立情绪尚未消除，加上教堂坐堂教师系地主兼伪乡长，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故基督教徒停止聚会达一年半之久。1952年开始恢复。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期间又被迫停止活动，1978年后聚会点增多、信徒随之增多。据1996年底统计，全镇有基督教堂8所，聚会点4处，均经政府批准登记发证。先锋村的基督教聚会点于80年代初成立，现有200余教徒，他们每星期都集体做礼拜。尽管较为松散，但有两个负责人。由于其活动的特殊性，仍是一个组织化的群体，并影响着村庄的治理。 二、权力分割：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参与 1、利益化参与：老人搬运队对村两委权威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