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执政已超过一代且面临着（管理）问题的革命集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苏联的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一个统治阶级了吗？还是苏联共产党仅是一个非世袭的精英？如果如此，那么这种精英的特征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及相似问题的（解答）对于社会学理论和应用政治学来讲，是十分有意义的。 ——B·摩尔(Barrington Moore 1944:267) 在这样一个对50年前共产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激烈变革的时期，许多学者都争相验证社会分层秩序的变迁。他们的努力掩盖了一个令人焦虑的事实：我们对于共产主义政权首次受到社会学家关注时所提示的那些问题，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回答。例如，我们问及市场的扩张或者共产党的衰退是如何使教育的作用和政治地位的作用发生变化的？近十年我们对此相对作用的经验性理解并没有得到显著地深化，也没有超越战后初期对此问题的研究。 当我们问到有关党员或政府官员——极端的即得利益主体——社会优越性这类问题时，最困扰我们的就是背景知识的缺乏。无论是谈论代际流动（革命前后或者随后的各代）和广泛的实物再分配（例如：住房和享用国有财产与设备的特权），还是谈论党员身份和教育在职业流动中的重要性时，我们对这些基本社会过程中政策作用的分析仍停留在早期水平。 政策和生活机会：研究问题的途径 从战后苏联的调查到流动比较研究 二战后，苏联的分析者专注于研究对专业技术能力和政治忠诚的要求是如何同时被满足的，这种满足能使国家繁荣。摩尔(Barrington Moore 1944,1954)将此界定为权力和地位分配的竞争原则。他认为苏联不可能继续维持斯大林时代特有的，对意识形态忠诚的极端强调，而很可能形成一种由能力原则支配的经营管理—官僚精英，或者发展成一种以效忠党为基础的传统权威形式，还可能发展成为以上两种形式的混合体(Moore 1950,1954)。 摩尔(Moore 1944:269)指出，共产党在其执政初期表现出一种提拔共产党员为精英的明显偏好：1923年党员在工厂领导人中所占的比例是29%，到1936年则为97%以上（注：共产主义国家，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党员的高比率都得到记载；在多数交互表中，党员比例随职业地位单调的增加。（见Denithch 1976:91;Gerber 2000;Hough 1977,Pohoski 1986:34-35;Shkaratan 1973:66-67,83-84;Yanowith 1977:49）。其他学者认为，执政党恪守一种流动原则，在这一原则中，政治上的忠诚和遵从是评估晋升候选者的一个明确核心部分(Connor 1979;Felldmesser 1953)。实际上，这些学者将执政党描述成一台传统政治机器，它通过分配令人称心的工作来酬答对党的忠诚。因此，分配原则是一种特殊主义的“道德准则”，它与能者统治的“普遍主义”原则相反(Walder 1985,1986:162-89)。（注：对党忠诚的原则是“特殊主义”的，其含义是根据与己的关系来对待他人。政党的特殊主义在概念上区别于建立在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基础上的私人关系，并且它类似于列宁的组织武器的概念。事实上，政党特殊主义被描述为美国革命最重要的政治创新之一：职业政治家的新党派集合了大多数普通人，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家庭背景的影响和对抗与联邦统治阶级及旧贵族的私人联系……对党的忠诚成为一个人政治人品的唯一标准。家庭关系，私人联系，个人财富，甚至个人成绩都没有对党的忠诚和为党献身重要。(Wood 1993:299)） 摩尔对各种历史形式的开创性研究与后来更注重分析和预测的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学者在研究社会分层和流动时，使用了关于战后苏联政治流亡者调查的资料(Feldmesser 1953;Inkeles 1950;Inkeles and Bauer 1959:67-100)。英克尔斯(Inkeles)敏锐地觉察到在苏联专业技术人员和政治精英中实行政治忠诚的要求，同时他也意识到在斯大林时代他们顺从于专制统治。所以，英克尔斯对那种强调高学历为向上流动资格的迹象极为关注。他还预期：当苏联政权得以完善并且致力于经济发展时，这种趋势将变得更为明显。 英克尔斯(Inkeles 1960)是最先提出现代社会变迁趋同性观点的学者之一。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被标定为“现代化理论”，他关于苏联的论证是他下列观点的一个早期经验依据。这一观点是，现代社会尽管存在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但所展现的主要阶级的职业声望是相似的(Inkeles and Rossi 1956,1957;Treiman 1977)。这些观点和英克尔斯关于教育在职业流动和代际流动中作用的发现激发了社会分层比较研究的兴起。研究表明：所有国家都展现出类似的代际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式(Erikson and Goldthorp 1992;Ganzeboom,luijkx,and Treiman 1989)，其中，教育是唯一最为重要的职业获得的决定因素——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因为高社会地位者的子女接受较为优良的教育(Ishida,Mvller,and Ridge 1995;Mvller 1996;Shavit and Bloddfeld 1993;Treiman and Yip 1989)，所以他们会获得高社会地位的职业(Ishida et al 1995;Shavit and Mvller 1998;Treiman and Yip 1989)。 70年代波兰、匈牙利和邻近国家的社会学家对调查资料的分析，以及随后西方社会学家使用相同的资料所做的研究，都证实了英克尔斯早期关于教育在地位获得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预测(Ganzeboom,De Graaf,and Robert 1990;Hernes and Knudsen 1991;Ishida et al 1995;Krymkowski 1991;Simkus 1981;Slomczynski 1978,1986;Treiman and Yip 1989)。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忠诚的原则，但是教育与职业流动间的联系在这些国家要比在美国更为紧密(Meyer,Tuma,and Zagorski 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