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它必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排除万难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在全球化主导和领先地位的境地中，前无古人地创造崭新的适应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但是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系列的制度、体制和社会机制。在中国面向全球化的道路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没有模式化的道路可走，没有既定的制度安排可以原封不动地为我们所用。创新，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抉择。 创新的动力：全球化条件下从内生型转向外生型的中国改革 对于经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全球化进程与我们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和“主观的全球化进程”。这种概括与最近某些国内学者（冯绍雷，1999.7）的“全球化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即侧重于全球化本身存在的主观与客观两种向度不同，它是指全球化进程与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两种关系： 一是“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即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已经开始的，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是我们近几年感受特别强烈的话题，但是这一客观进程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显现出来。今天的全球化话语也许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而，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却不是今天才刚刚出现的。包括西方的学者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对市场的紧密依赖关系中进行的，全球化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注：狄特玛尔·布洛克：《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转引自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也就是说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它的启动与发展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是密切相连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作用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革命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商业和交通，使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破坏了民族工业，一些使用别国原料的工业取代了民族工业，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销售。这样国际商业网络取代了国内市场，并通过相互依赖关系把各国联系在一起。20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化虽然具有许多当代表现形式，特别是科技革命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但这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是反映一种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并被人们所认知的现象的加速变化，实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进程。这种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中国来说，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游离于这个进程之外。 二是“主观的全球化进程”，即被改革开放的中国所主观地感受到的，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微电子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的发生，所带来的全球自由市场、投资流动、贸易信息的一体化进程。主观的全球化进程，实质上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影响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刻，使中国对于当代世界了解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科学的产物。主观的全球化与客观的全球化之间是有落差的，过去我们置身于客观存在的全球化进程之外，全球化进程尽管事实存在并且持续发展，但我们没有感受。所以，主观的全球化进程是20年中国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对外开放的中国面对世界已经走向全球一体化，特别是当代世界加速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面临发展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不得不主动地知难而进，以保持在全球化进程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客观的全球化进程”和“主观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两者的关系，提供了这样的分析框架，即：从中国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要创造适应全球化发展，又要克服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消极影响的角度来看，创新不能不是全球化进程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之源。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之源，从根本上来自内部的改革推进，即客观全球化进程通过开放日益被中国所感知，使得其内部的改革越来越具有从内生自发型转变为外生压力型的特点，这种转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越来越提出了创新的要求。 现代化在当今世界上分为“内生的”和“外发的”，与此相关联的作为一国现代化之组成部分的改革也可以区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可以说：中国1978年的改革，从开始初期更具有“内生型”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到来，我们的改革才更加具有“外生型”的性质。总之，随着对世界的面向度的增大，中国越来越具有紧迫和强烈的理论与制度创新要求，这种逼迫是一种真正的动力！ 内生型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创新的初期阶段。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从“文革”惨痛的教训出发；从建国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从中国最大的国情出发。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曾多次与外国领导人在谈论中国的改革时阐述这些观点（邓小平，1985.4）从“文革”灾难性浩劫出发，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必须改革的最直接和最直观的认识。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理想，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扰，特别是极左路线的防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践始终被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打断，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为此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从建国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这是因为在对十年“文革”的深入分析中，接触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根本性的问题，这样使得我们对改革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文革”的十年，而是扩展到建国以来的30年，邓小平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0-11、65页。）因此，我们必须改革！从中国的最大国情出发，是中国内生型改革的最根本的基础和出发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启动的改革本身，在一段时间内主要面对过去和国内的压力，因为改革本身涉及怎么改的问题，当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即当时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巨大成功后，改革从农村转到城市，然后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0-1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