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粪”心态最重要 主持人：一段时间来，基金黑幕、医药代表高额回扣、足球中的黑哨以及学术领域的剽窃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是我们生活中的黑多了，还是现在揭出来的黑多了？ 金灿荣：任何社会在任何时间都是有问题的，特别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口众多，发展层次又非常不统一，出现的问题比一般国家多一些是正常的。而现阶段我们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应该说它的问题比正常的时候出现的频率更高一些，也很正常。另一方面，这几年新闻媒体比以前要开放一些，所以揭露出来的问题肯定比以前多一些。 突然出现大量“黑”的历史时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上多数国家在开始现代化后都经历过。一部分国家现已走出了这个怪圈，但走出来的代价却有大有小。而更多的国家还没有走出来，现代化中“黑幕”不断；有的落入了现代化的某种陷阱，如城市畸形繁荣，农村却大规模破产，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危机；有些国家的现代化甚至出现倒退。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国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是有风险的，同时又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现在的目标首先是一定要争取走出“黑”圈；第二，成本要小。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杨玉圣：一般说来，在社会变革的转型期，往往要出现一些平时没有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可能过去就有，但潜伏着，现在被“捅”出来了，也有一些是属于过去没有的问题，但现在也暴露出来了，这是急剧变迁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发展的另外一个方面。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会遇到一些发展中的问题，社会发展越快，这些问题的冲击力也越大。不过，像中国目前出现的以“黑哨”现象为代表的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很值得重视研究。人口多、底子薄、教育水平差等等，固然都是原因，但我觉得这些可能都不是根本原因。如果人口多等等是根本原因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问题不仅现在没法解决，而且将来也很难有办法解决。我觉得，除了看到这些客观因素外，更应重视我们自身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黑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裁判及有关当事人行贿受贿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与其说是现代化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问题。 主持人：出现这些“黑”问题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在揭黑除黑的过程中，我们应持一个什么心态？ 金灿荣：前几天，《北京晚报》上的一个评论说，要警惕四种黑色倾向，文章写得非常好。文章的意思是，这些“黑”被摆上台面后，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现在有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道德是非已经很混乱了。比如说一些黑哨事件的当事人本身做过为虎作伥的事，但他反倒侃侃而谈，觉得是一个英雄似的，这种倾向非常可怕。一个社会不在于有多少问题，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当的处理，问题总是能解决的。我相信我们的能力——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比问题要多，关键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你从根本上采取一个错误的态度，这就比较可怕了。 我们现在确实处在一个问题比较多的时期，而且随着新闻的进步，暴露出来可能还会比较多一些。从长远来讲，新闻介入是一个进步，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新闻的进步，社会根本就没有启动纠正错误的机制，暴露问题只是纠正的第一步。现在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一个基本的是非概念，还是未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杨玉圣：就足球黑哨而言，它不单纯是一个足球问题，这实质上是对全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准的一个测量。因为体育本身所倡导的理应是公平、公开、竞争的精神，可是，“黑哨”把人们最推崇的也是最基本的公平、公开、竞争精神都统统打翻在地了。连体育尚且如此，那么，球迷、公众怎么可能还会对其他问题抱有基本的诚实、信用和信任呢？现在的问题是，不要把什么东西都说得悬而又悬，而是应回到最基本的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道理上来。 比如，拿北大王铭铭教授的学术剽窃事件来讲，网上论坛（特别是北大BBS和世纪沙龙）对之是一片叫屈，辩护者说，王教授是北大的博导，你们外行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他？王教授的《想象的异邦》抄的是自己翻译的《当代人类学》，怎么能算是抄袭？批评者是“上海写作班子”的“阴谋”、“围剿”、“整人”、“文革”，是“嫉妒”王教授和北大。为了替王教授开脱，有人甚至说，这本书是“一本译介性教材”或“一本一般的介绍性著作、而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但这能站得住脚吗？我觉得最好还是看看王教授本人的说法，因为作为“著”者，他的说法最有说服力。在该书的“前言”中，王教授说：“本书是一部学术散论集，它收入了我在1987年以来写出的21篇人类学评论作品……在编选和整理过程中，我对原有的文章在内容、结构、篇幅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第1页）；“这本书中包括的论文所依据的知识，主要是我在留学英伦期间获得的，因而我对这些知识的重新解释，大多能够基于对原著的阅读”（第12页）；“本书包括的每篇都贯穿我自己的学术分析路径”（第2页）；“为了把分散的论文编成一本像样的书，我对本来体例十分不一致的论文作了较大幅度的整理”；“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有一定的体系隐含其中”。（第2页） 从王教授自己在“前言”中的这些夫子自道来看，王教授从未把《想象的异邦》视作“一本译介性教材”或“一本一般的介绍性著作、而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恰恰相反，王教授强调的是，“本书包括的每篇都贯穿我自己的学术分析路径”；本书是由“分散的论文”，“本来体例十分不一致的论文”加入“较大幅度的整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后而编成的一本“像样的书”。何况，作为原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下的“部分成果”，又怎么可以是“一本译介性教材”、“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呢？退一步进，即使是“教材”，难道就可以从另外一本书中剽窃10万字而正大光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