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症”一样突然并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似乎全社会都深卷其中。正是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muckraking)运动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万胜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更发人深省：腐败是怎样发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使之良性发展……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一开始，他就被派往华尔街采访证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长驻警署，负责采访纽约的犯罪消息。这种经历，使他既结识不少财经巨子，又与警界、社会最低层、各种犯罪分子多有往来，因此他对种种犯罪开始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他发现，金融界和政界关系密切，通过钱权交易双方都获得暴利；贪赃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厅要黑钱；种种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门道”，可以少判、减刑甚至不受任何惩处。这些，使他对社会的腐败黑暗渐渐深有体会，开始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的病态。于是，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 他的一些“揭丑”性报道渐渐引人注意，供职的报纸销路因此大增。但他马上就发现，“一份报纸真的犹如一位女性或政客。当它年轻、诚实、充满理想的时候，它迷人、可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影响的人们看到这一点，看到它的用处，就试图占有它。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获得并保有它，进而利用它，滥用它，最后毁灭了它。”（第232页）他感到，如果真想做一番事业，一定要有自主的舞台。 几经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麦克卢尔》杂志的老版麦克卢尔(S.S.McClure)的诚心之邀，出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以此为平台，他真正开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他首先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其腐败情况。他发现，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这些结果使他相信，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个城市作调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完全一样。他认为，“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第329页）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体制上的原因。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城市的耻辱》，引起轰动。 但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所以，州才是趋善或趋恶的单位。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法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这是一个过程、也的确是一种体制，很显然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州际商业体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民主政府。”（第369页）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论是市还是州，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一种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比。《为自治而斗争》一书，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成果。 腐败的主要特点就是官商结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应问是“谁”(who)、而应追问是“什么”(what)造成了腐败。政治家和不少民众往往把腐败归咎于商人，“商业”成为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罪恶的根源。但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许经营权和特别立法，这些都是以立法腐败为前提的；保护性关税、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解释、法律实施中的放宽或‘保护’要求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提携’。……‘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第417页）“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少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