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关于改革和转轨的区分 在转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比如改革和转轨，渐进和激进，有人不加区别地使用改革和转轨，把俄罗斯和东欧的变革称做改革，而把中国的变革则称做转轨；有人认为俄罗斯和东欧的变革是激进主义，中国的变革是渐进主义，这种用法几乎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语。 这种用语的混乱为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带来了困难，例如，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东欧的变革属于同一种性质，即都是改革的话，那么，这两类“改革”的差异是太巨大了，简直有天上人间的不同，俄罗斯、东欧发生了根本制度的变革，整个制度，从经济到政治，从制度层面到人民的日常行为，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以及变化之后的变革都与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目前的现状与20年前相比，确实有了重大的变化，人民的经济和日常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俄罗斯、东欧比较起来，就不那么显著了。中国的政治运作模式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经济上虽然正在脱离计划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人民置身其中的经济环境与同期俄罗斯和东欧人民置身其中的环境比起来还是有巨大的差异，在俄罗斯、东欧剧变之后，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政治环境都与中国有着根本差异，以至于如果还用改革来描述这两类变革，将出现严重的逻辑混乱。 由于未能对这两类变革作出语词上的区分，在讨论这两类变革时，只能用渐进和激进来划分，并根据经济上的结果对渐进和激进作出评价，认为渐进优于激进，从而完全否定了激进变革的合理性。比如，有学者将渐进和激进变革模型化，得出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认为渐进改革是惟一有现实根据的变革，而激进变革则是从理想的市场体制出发的“馊主意”，“渐进改革方法虽然与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关，但两者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只要善于发现社会所需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就可以确定优先目标而采取渐进改革的方法。”（华民《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2-33页）因此激进变革只是在不当的价值观指引下作出的错误选择。俄罗斯、东欧的变革就是错误改革的代名词。 因此，澄清改革与转轨、渐进与激进等语词的意义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对于促进在前苏联和东欧问题上的学术对话有着重要意义。 科勒德克对这些概念作出了清晰的区分和界说。科勒德克1994-1996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主持了波兰当时的经济转轨。1998年，他出版了《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一书，该书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为近年来转轨问题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在80年代末以前，前社会主义国家变革的改革属性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变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保证政权的有效统治。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变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而且，这种性质的改革自5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做，改革的压力一直就存在。到了80年代，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同目标，都是改变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引入市场，使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国家的目标是建设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科勒德克指出，在柏林墙倒塌后，东欧一些国家政权易手，虽然抛弃旧制度已成为政治精英和社会公众的共识，但是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看法仍然是探索某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9年底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1990-1992年的其他几个国家，包括前苏联都是这样。新的当政者并未意识到变革将最终导致“恢复资本主义”。波兰第一届后社会主义政府的施政纲领明确标明他们的目标是探索市场社会主义，当时的政府是认真的。科勒德克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真心赞成加强市场关系，而确实没有存心要恢复资本主义。 但是，科勒德克认为，改革从1990年起就终止了，“整个地区已经开始了替换而不是改革旧制度的过程”。科勒德克由此引入了改革和转轨的区分。 首先，科勒德克定义了这两个概念，尤其界说了转轨的概念。他指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转轨则是要通过完全的制度替换和建立新兴的经济关系来废除以前的制度”。这里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是，改革战略中有一个市场化的目标，转轨经济也有一个市场化的目标，从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来看，两者似乎没有区别，一些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的。科勒德克的转轨概念则包括了政治变革的内容，而且，“转轨与改革相比较，前者总是与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变革相联系，而后者只是与单一的经济变革相联系”，“向市场制度转轨的过程则被认为是与向议会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政治转变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出，转轨概念的特殊规定是其政治方面和经济政治同时变革，它意味着整个制度的全面替换，而改革的目标则被约束在经济市场化这个单一的目标上。 科勒德克的这个区分是十分明确的。按照这一区分，中国的变革属于改革范畴，而俄罗斯及东欧的变革则属于转轨的范畴。在讨论这两种变革时，应当避免两种范畴的混用。应当说，这样的混用是十分普遍的，比如中国学者的论文中，经常能看到“两种改革”的说法，也经常看到中国转轨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