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很多人知道“俄狄普斯情结”的悲剧震撼力，可在当今天下，有谁了解三个中国农 民的儿子“不得不站在农民对立面”时，那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情结”？ 人们习惯于把农村问题归罪于基层干部素质低、作风差，可这三位农民之子有两个名牌大 学硕士、一个有大学水平。天地良心，他们本来不过希望做些事来改变乡亲们的生活。他们 也尽力了，却也因此有了不同遭遇。共同的理念和经历，把他们从湖北、山东、江西聚在了 一起，从白天畅谈到深夜，交流着长期缠绕心头的忧患…… 三个农民之子简介： 李昌平，38岁，经济学硕士，1983年元月毕业分配到监利县周河公社工作，此后在农村基 层工作了17年，先后当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3月，李昌平致信国务院领导，痛陈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农村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引起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高度重视，引发了以监利县棋盘乡为试点的改革。2000年9月16日，当监利经验在湖 北省推广之后，李昌平却迫于压力，辞去了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南下打工。2001年9月 ，他转移来到北京的《中国改革》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 桂晓琦，41岁，大学文化，1975年下乡插队落户，当过工人、警察、法官、行政干部。199 5年至2000年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农工委机关报《农支报》机关刊物《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 常务副社长、法人代表。2000年8月，先后因主持出版《减轻农民负担手册》被免职。现任 《农村青年》杂志社总顾问。 杨本伦，37岁，中国人民大学硕士，1992年辞去人事部考试录用司主任科员的职务，回到 故 乡山东省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担任起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杨本伦脚踏实地干了整整 6年。1998年4月，杨本伦离乡南下。1999年4月与河北省黄骅市“信誉楼”商场总经理张洪 瑞一见如故，做了总经理助理，现任青县分公司总经理。 基层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尽管有一些事件已经敲响了警钟，但下面的矛盾远比上面了解的严重。 靠加重农民负担的人或组织去做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怎么可能减得下来？ 全国农村债务约6000多个亿，每年支付利息也要几百上千个亿。 全国有2700多个县市，5万多个乡，几百万个县乡部门要运转，需要多少钱？这些支出是刚 性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要农民负担。 那些相信“以德治国”的乡镇干部根本无法改变约束条件，大多数时候不得不站在农民的 对立面。 桂晓琦：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中央明确提出减轻农民负担也已经十多年了，为什么农民 负担反而越减越重呢？我们不得不反思，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是不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 ，靠加重农民负担的个人或组织去做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怎么可能减得下来呢？农民作为减 负环节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工作中没有足够的知情权，没有平等 的对话权，没有把自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动权。农民负担可能会越减越重，靠新闻媒 体的传播和有识之士的呐喊，是有限和苍白的。就像李昌平，他的故事真正具有的悲剧意义 是 “劣绅驱逐良绅”：他反映问题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并且各级领导都下决心查处，可是结 果呢，是他被迫出走，当地又连续发生逼死农民的案件。而且，连中央重视的案件都是这样 的结局，那就不会有“一个李昌平倒下去，千万个李昌平站起来”了。 李昌平：太难了，难得你们无法想象。在如今这种大的环境下，乡镇干部想为农民干一些 实实在在的事，几乎不可能。我是我们乡恢复高考考取的第一个应届生，放弃了留城工作的 机会，申请到公社工作。我是想报答家乡的父老乡亲。我20多岁就开始担任乡书记，凡是基 础差的乡都是我去，这么多年来，我大刀阔斧砍部门，减人员，没有安排自己的亲人吃 财政，可是到头来，一切努力有如推巨石上山，现实与理想距离越来越远。我发现，自己根 本无法改变一些东西。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大多数时候不得不站在农民的对立面。 杨本伦：我和李昌平这个乡官的感觉不太一样。很多乡级干部看重的村干部都不是为村里 谋事的，而是自己势力的一部分，上级干部把工作关系发展成个人关系，从而直接把村干部 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去。 我到村里去当“村官”的时候，本来没有任何目标，只希望避开一些事情，把村里的经济 搞起来，可是去了才发现，一些人为的障碍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为农民干事的人得不到 舞 台，这是政治腐败的最大体现。农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给”与“取”的关系 ，还是“予”与“夺”的关系，使我困惑。体制本身不是保护为农民干事的人的，应该说 我到农村工作以前，对地方基层政权的体制制约考虑不足。 李昌平：你作为人事部直接派下来的高学历的村支书，本身对乡里的干部产生着很大的心 理压力，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面子下不来，就会产生很大的对立情绪，而你的职位又低于 他们。 杨本伦：对于乡镇干部我还是很尊敬的，他们说我不去开会，乡里开会我确实不去，因为 解 决不了实际问题，布置任务、传达上面精神是主要内容，所以我让副手去开会，也省得再让 我给他们传达。可是对乡镇一级来说，听话的村长支书容易让他们满意，而干实事不听话的 村长支书就不会有好结果。要想找到一个结合点，既要干点实事又和乡镇长们搞好关系，根 本不可能。但又不可能妥协，如果妥协，我就什么也别想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