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香港电视剧《戏说乾隆》(1991年)风靡大陆以来，中国历代帝王戏尤其是清代帝 王戏就一再火爆荧屏：《宰相刘罗锅》《还珠格格》(含续集)《康熙微服私访记》(第 一、二、三部)《雍正王朝》《铁齿铜牙纪晓岚》《乱世英雄吕不韦》《康熙王朝》和 《天下粮仓》等。这些电视剧虽然各有特点，但大多因为对于帝王历史故事的特殊讲述 而取得很高的收视率。这种皇风帝雨吹拂中国大陆荧屏的事实，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中国公众果真具有浓厚的历史兴趣?难道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历史意识高涨的年代?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对这些帝王戏的历史表现方式及其修辞效果作认真的追究。 这些电视帝王戏是根据原有历史事实编制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依据，所以不妨 视为一种“历史剧”。然而，这是怎样的历史剧?就大有讲究了。从公众观赏角度看， 历史剧一般可以包含如下四个要素：一为历史记忆，满足当代公众重构历史传统的需要 ；二为政治情结，顺应公众基于现实问题而生的政治敏感；三为情理观照，表达公众的 情感与理性态度；四为审美表现，适应公众的形式与意义享受渴望。如果这四个要素可 以成立，那么，上述帝王戏是如何体现这些历史剧要素的呢? 历史记忆：从正史变形为野史 不错，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丰富而又魅力深长的缘故，中国人堪称富有深厚历史记忆 的民族。然而，这些帝王戏不是按照通常严肃历史学的规则去据实虚构，而是根据现代 人的娱乐需要去凭空虚构。《康熙微服私访记》所讲述的康熙皇帝到民间微服私访的故 事，基本上都是“编造”的；《铁齿铜牙纪晓岚》更是虚构了一个令当今公众拍手称快 的“忠臣”、“优秀文人”纪晓岚。显然，这些被讲述的“历史”并非“正史”而只能 说是“野史”。正史在这里是指根据历史学研究规范所建构的主流或正统历史，主要反 映精英人物群体的历史意识，包含历史概念、判断、推理、理解、分析、证明等；而野 史则是指被上述正史所排斥或遗忘而流传于民间的非正统历史，主要反映普通人或民众 的历史意识与无意识，带有浓烈的幻想、想象、错觉色彩。正史与野史历来存在明显差 异：一个由政府主持修纂，满足主流话语或精英阶层的修史需要，追求一种合理性主导 的逻辑(当然也得体现某种合情性逻辑)；而另一个由民间自发流传，满足民众的被遗忘 或压抑的历史意识与无意识冲动，追求一种合情性主导的逻辑(也需要体现合理性逻辑) 。两者常常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补充：都宣称自己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而对方是在编造假 史，但又都给对方的历史书写留下某些合适的想象空间。 由上述正史与野史的分别看，上述帝王戏主要不是根据正史来书写的，而是有意抛弃 正史而出于满足当代人的野史想象渴望而虚构出来的。在这里，正史已经被变形为野史 。同理，人们关于帝王的历史记忆全然是依据想像力创造出来的，属于想象的帝王记忆 。如果你试图根据这些帝王戏去理解中国古代史，那就会放逐正史而只得野史。当然， 我不是说正史就应该被当成唯一正确的历史，而野史只能被当做一钱不值的胡思乱想抛 弃掉。其实，应当看到，正史本身应是多元的，并且可以随时回头反思与批判；同时， 野史因其来自民间，有时可以补充正史的缺失，纠正其偏颇及满足民众的剩余想象，因 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时甚至具有特殊的革命性力量(参见巴赫金对民间文化的论 述)。 然而，现在更应该看到的是，当着上述凭空虚构出来的野史竟直接被亿万公众当作严 肃的正史去真诚地接受时，就会造成公众的集体历史记忆出现严重紊乱的后果。在这种 情形下，如何加强严谨正史与浪漫野史之间的分辨，强化对于野史的理性过滤，就是需 要认真对待的了。由此看，上述“历史剧”其实已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历史剧，而最好 被称为“野史剧”，当代人为了自身的需要(包括娱乐需要)而虚构出来的野史剧，或者 说后历史剧。 政治情结：从直面现实症候到遁入历史掌故 与不顾史实而凭空虚构历史记忆相应，这些“野史剧”用大量篇幅和多种手段尽情渲 染皇帝治理国家的政绩，揭露宫廷和各级官吏的腐败、倾轧、隐私等。它们何以能如此 强烈地吸引对古代历史了解不多的当代普通公众?我以为主要是由于投合了他们的敏感 而又剩余的当下政治情结：公众对当前政治生活中的腐败、渎职、错误决策等现实问题 充满义愤而又缺乏充足的宣泄渠道及合适的救治方略，于是不得已向野史撤退，借助往 昔历史重构而编织现实政治网络。记得《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大贪官和珅这样说过：现在的贪官太多，挨个砍头有冤枉的，隔个砍头则有漏网的。这话其实直接 移植自近年公众日常生活中流传广泛的一则有关腐败的政治民谣。电视剧制作者可能感 到这一颇能体现公众浓烈政治情结的民谣不便直接用到现实描写中，就转而移花接木到 历史掌故上。反正死去的和珅亡灵是不会找他们算帐的。关于纪晓岚大胆而 又机智地与皇帝、太后及和珅等周旋，成功地保护一代奇书《红楼梦》的情 节，分明是将现实政治传闻与历史掌故穿凿附会在一起了，寄托了现实的一种文化开明 要求。既反应民情、释放民怨，又不因违规而丧失安全感，何乐而不为?这样，这些帝 王戏可以视为从直面现实政治中撤退，转而遁入历史掌故的结果。它们由此而成为公众 宣泄自己的强烈的剩余政治情结的一条渠道，显然无可争辩地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它的政治功能显而易见：借古喻今、托古讽今，即借助虚构的历史掌故而曲折地达到讽 刺时政、宣泄民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