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确定一部影片为中国电影，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就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而言，我更关心的是，中国电影在包括中国电影市场在内的国际 电影市场中的作为。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影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其中包括：第一， 中国电影在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中的作用；第二，中国电影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第三，由以上两个方面共同产生的政治作用，及中国电影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但 问题的麻烦在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确定一部影片为中国电影(当然还有与此连 带的日本电影、美国电影等)，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莲实重彦认为，我们以前判断“国家电影”这一概念是相对简单的 ，即根据导演、制片人或演员的国籍来界定就可以了，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金 融跨国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原有的标准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我们生活在无法以导演、 制片人、演员，乃至制作资金的国籍来界定“国家电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包括 “中国电影”在内的所有国家电影的“自我同一性”都在受到严重威胁。简单地界定作 品的国籍，这种制度性的解决与我们的现实感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是，他仍然 承认，确实存在着“日本电影”或“中国电影”。北野式和黑泽明虽然拥有日本国籍， 但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是“日本电影”并不是由于国籍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呢?虽然 他没有明确地说，但显然是指文化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他所说的“逻辑”(我所谓的“ 文化基因”)。但是他又说：“日本电影已经不再仅仅属于日本人了。”他还郑重地申 明，“我完全无意提倡所有国家的电影都要瞄准国际性，我甚至可以断言那样做几乎是 没有意义的。不过这样的时代已然到来，将北野式的《孩子归来》称其为‘日本电影’ ，并不是一件作为日本人引为骄傲的事件，而应首无视其为对于20世纪的人类的一个幸 运的偶然。”他显然并不认为所有国家的电影都有这样“幸运的偶然”。但他还是说： “我总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关注着所有国家的当代电影，我也期待着一种‘幸运的偶然’ ——给‘中国电影’带来深刻变化的‘崭新逻辑’将再次出现。” 《卧虎藏龙》是一部中国影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关于这部影片的版权有各种不尽 相同的报道。而且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卧虎藏龙》的版权归属越搞越乱”，至少 在媒体报道中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莲实重彦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在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所获得的世 界性成功的境遇中得到了绝妙的体现。 这部影片作为一部中国电影是毫无问题的。中国电影集团北京对外合作制作公司(原中 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郑全刚在谈到《卧虎藏龙》获奖的意义和作用的时候说： “这是华语电影的胜利。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卧虎藏龙》是一部百分之百的中国民 族电影，它是由百分之百的中国影人制作的，这对于处于低迷的华语电影是一个促进， 华语电影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我们决不能丧失发展民族电影的信心。同时《卧虎 藏龙》的成功对我们民族电影如何走向国际，如何与国际接轨具有示范意义。” 正如莲实重彦关于日本电影所说的那样，中国电影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中国人了。据报 道，这部影片在世界一些电影大国都打破了外语影片的票房纪录。美国本土票房突破1 亿元大关。在法国，截止到今年2月份的统计，票房突破了1000万法郎大关，并引发了 法国大量收购、抢拍中国电影的热潮。 但是，关于这部影片的版权有各种不尽相同的报道，而且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 卧虎藏龙》的版权归属越搞越乱”了，至少在媒体报道中是如此。大陆网站《银河网》 在介绍《卧虎藏龙》时标明，这部影片的出品地为中国大陆，出品公司为中国电影合作 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英国联华影视公司。还有一个说法为 ，哥伦比亚公司和大陆北影厂合拍，北影厂不但出资，还拥有版权。台湾方面虽有出资 ，却不拥有版权。但台湾网站在介绍《卧虎藏龙》时却标时，这部影片的出品地为大陆 、香港、美国。出品公司为哥伦比亚公司。我们在这部影片的片头中看到的影像标志是 哥伦比亚公司标志，字幕表明的是“攻占好莱坞”的日本索尼旗下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和另一个和好机器公司出品。还有一个网上报道说，《卧虎藏龙》的所有权应是由徐立 功、李安在开曼群岛所成立的纸上控股公司所有，他们先是筹集了将近1000万美元的资 金，之后，新力影业再以发行权交换的方式投资600万美元，取得了北美、远东(包含台 湾地区)等地的发行权利，所以影片实际的所有权应该还是在徐立功和李安手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部影片的“文化定位”甚至应当比它的版权归属问题更为重要 。而影片的版权归属问题只有在与影片的经济效益相联系时才变得重要起来。一部影片 的经济效益问题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 在这里，我们也许有必要模仿一下莲实重彦的话说：“仅仅将李安的《卧虎藏龙》称 其为‘中国电影’，并不是一件作为中国人引为骄傲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