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2-0224-07 夏衍是我国老一代电影艺术家，德高望重，久享盛名。多年来，人们对夏衍及其电影 创作大多是普遍的赞誉和仰视的崇拜，形成了一边倒的研究态势。这种强大的思维惯性 阻碍了人们对夏衍电影创作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夏衍的电影创作与政治话语一 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人们不愿轻易去拨动这一敏感的神经。夏衍的 电影剧本除自己独立创作的以外，还有与人合作和由名著改编的。合作者的风格影响了 夏衍电影风格的统一性，名著本身的艺术魅力又往往覆盖遮掩了夏衍风格的独特性。所 有这些为研究者带来了困难，常有捉襟见肘之感。本文不想对夏衍电影创作做简单的价 值评判，只是试图对时代思潮、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及精神个性在其创作上打下的烙印 作一番简要的梳理，总结出夏衍电影创作的得与失，从而为中国电影提供一些可资借鉴 的经验。 一、趋时与超时 按性格气质论，夏衍不是那种扛时代大旗一呼百应、叱咤风云的人，他更偏于内向， 沉静自敛，喜在心之一隅自织思网，这种性格自小就形成了[1](第5期)。然而，时代是 一种“伟大的力”，“它束缚着你的情感，它驾驭着你的思想，而且它甚至给你预备好 你的创作的外形”[2](第94页)。夏衍从事电影创作正值宣扬革命、鼓动仇恨、倡导反 叛的20世纪红色的30年代。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打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19 30年，“左联”成立，左联纲领包含的向上层统治阶级发难的复仇精神和当时弥漫全社 会的普罗氛围不可能不对夏衍的创作发生影响。恰巧，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化，观众对前一时期充斥在银幕上远离现实的妖魅侠影、老套言情的影片普遍感到厌腻 ，纷纷要求各制片公司拍摄富于时代内容、传达鲜明反帝反封建主题的影片。为求自身 的生存，各制片公司开始寻求与左翼文化人合作。1933年夏衍与钱杏邨郑伯奇 三人应邀加入明星公司作编剧顾问。作为党的“电影小组”组长，背负着左联的重托， 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夏衍一气创作了《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 压岁钱》、《脂粉市场》等电影剧本，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以阶级分析的观点，以对 比鲜明的反衬手法表现了农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苦难、极端的贫富悬殊以及社会上两大 对立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吻合了左联“反抗、暴露”的主题要求。《狂流》被 称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明星公司划时代的转变的力作”。《春蚕》被认为 是1933年中国影坛的重大收获。这些片子使看腻了陈套滥调的电影观众耳目一新，也使 濒于危亡的中国电影透出新的希望。 这种反抗暴露的主题设置除了“左联”纲领和时代精神的催生外，夏衍个人的生活道 路和家庭出身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夏衍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小地主阶级家庭，三岁丧父 ，到他懂事时，家里穷困到要靠典质和借贷度日，连他上学的学费都出不起，刚满14岁 就作了染坊店里的学徒。“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 的欺侮和奚落，故对旧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3](第3期)。这种小时候遭受的苦难和欺侮深藏在夏衍心中，构成了他对世界最初的心 理范式，然后借助左翼文学对上层统治阶级发难的主题要求一泄无余地发泄出来。故在 夏衍作品里，我们会发现一以贯之的主题线索：有产者和无产者天然的对峙，对被侮辱 被损害者深切的同情，而这又与左翼精神不谋而合。可以这样说，把夏衍作品的主题归 纳起来就等于左联的纲领。从生活道路上看，夏衍早在1926年求学日本时就参加了国民 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夏衍回国，加入了共产党，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 》，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导演了像《炭坑夫》这样反映阶级对立的戏 剧，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以非作家身分加入了左联。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早 年生活的储蓄，后经理论的强化和升华，再经时代大潮的催化，使早年藏于心中的反抗 变得更加自觉更加有目的。又因为一直从事左翼文艺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到明星公司是 带着使命、任务来的。故其创作初衷是要将电影当做一种影响社会的武器和工具。 1931年“9·18”事变后，民族矛盾替代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像夏衍这样具有 极强时代责任感又对政治敏感的作家不可能不感悟到。果然，1933年的《同仇》就开始 改变主题设置，矛头对准外来之敌。按道理李志超抛妻弃子，另图新欢，应受到道德伦 理的谴责。但当丈夫率兵出关杀敌时，小芬原谅了丈夫的负心，将个人的恩怨私仇消解 在反抗外来民族敌人的大主题中。夏衍就这样将宣传团结抗日主题隐蔽地通过一个爱情 故事加以表现，又一次与时代主脉会合。而1939年在香港创作的《白云故乡》也以同样 的人物将功赎罪的转换模式演绎了同一主题。1933年的《时代的儿女》(与郑伯奇、阿 英合编)反映的是在时代大风暴中青年人的选择和出路。一方是赵仕铭的妹妹淑娟荒废 学业，纵欲情场，堕落成男人手中玩物。赵仕铭的情人秀琳由倾向进步后来消极退隐， 抛弃了她所信奉的一切。赵仕铭则在革命的风暴中走向社会和工农大众。影片给正反面 人物安排下不同的结局：正面人物被塑造成历史前进的代表，反面人物则给予一个遭男 人抛弃的灰色结局，从反面向人们警示她走的路是“此路不通”。影片反映了20世纪30 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心理轨迹、生活道路和命运，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像一盏明灯、一面旗帜昭示着年轻人应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