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大宅门》等为代表的一批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全国各地电视荧屏上热播，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密切关注，掀起了不小的收视热潮。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在文艺界、史学界和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发，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2002年2月5日，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南方日报文艺部、羊城晚报文艺部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关于当前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问题与倾向新春恳谈会”，围绕着这些历史题材电视剧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广东省文艺界、史学界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二十余人参加了恳谈会，会议由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黄树森主持，与会者发言热烈、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深度的观点和意见，就当前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市场与导向及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现纪要如下： 一、历史剧创作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指导 与会者认为：历史题材电视剧近期的热播和收视率高涨本来是一个好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文艺正处在百花齐放、繁荣发展，各种题材、体裁、风格、形式不断涌现的优良成长环境中。因为一般而言，历史剧的繁荣时期往往是文艺发展比较宽松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对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激发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情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历史剧的热播也反映了身处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时期的人们企望重新回顾和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企望从自己民族的发展历程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份，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各个国家和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保持自身独特地位，开创自己民族繁荣发展新局面的普遍社会文化心态。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近期热播和走红的历史题材电视剧《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大宅门》等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不可小视的问题，其中最首要、最根本的是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 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就社会主义文艺而言，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斐迪南·拉萨尔就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通信研讨中，就已提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来指导创作。基于这种考虑，与会者认为：在近来热播的这些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正确、进步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缺位的。编导们没有能够以科学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和处理历史题材，他们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缺乏必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起码的历史批判精神，这在客观上使作品呈现出向“帝王史观”、“贵族史观”和“道德史观”回归的不良倾向。以《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为例，这两部典型的“帝王戏”分别塑造了清王朝初中期两个封建帝王的“英主”形象，竭力渲染了他们的文治武功、风流倜傥和宫廷权谋，以艺术的形式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辉煌灿烂的“盛世之梦”，似乎给历史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下了光彩的注脚。但就历史事实而言，这种刻意营造的盛世幻梦是靠不住的。清代康、雍、乾三朝固然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和繁盛，但这只是封建王朝无可避免衰落前的回光返照，是封建专制制度崩溃灭亡前的一抹夕阳余晖。如果把它们放在同一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变化的格局中来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正是这封建专制的“盛世”埋下了日后清王朝腐朽落后，中华民族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病根。 马克思对这段历史曾经评价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正是在康、雍、乾三朝的同一时期，英、法等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连同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各国完成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迅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最终主导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可无论是康熙还是雍正，他们对当时世界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都茫无所知，更不用说积极应对了。他们甚至还盲目自大，闭关锁国，陶醉于“天朝大国”的幻想中，满足现状、固步自封，严格限制工商业和科学技术，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局面。因此，回顾这段复杂的历史，带给人们更多的应是令人反省、引人深思的教训，而不是沾沾自喜的盛世幻象。《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却恰恰相反，将已被历史证明根本无法抵御西方近现代文明冲击，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封建专制文化和“帝王之道”当成正面的东西来宣传、美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腐朽落后的历史观在起作用，它带给广大观众的影响是消极的。 不仅如此，这两部“帝王戏”还不同程度地站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来塑造帝王形象，粉饰装点了封建皇帝的雄才大略甚至儿女情长，尽可能地隐其恶而扬其“善”，对于他们无法回避的历史恶行，还曲意表现帝王的“良好愿望”和“一番苦心”，甚至不惜做“翻案文章”，这反映了编导者在价值观上的扭曲。事实上，康、雍、乾时代可以说是封建专制最严酷的时期之一，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戕害生命，残酷压迫民众。雍正帝还杀兄害弟、诛灭功臣。所有这些，编导们不是有选择地“遗忘”了，就是轻描淡写，笔下留情，歪曲了历史的真相。《雍正王朝》大谈雍正帝兴文字狱的“无奈”和“苦衷”，《康熙王朝》则置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使命感和勇于承担道义、不屈服于君权的精神传统于不顾，在康熙帝与姚启圣两人的戏中，极力打压“清流”，抬高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思想水平就连古代的往圣先贤都不如了。 与会专家还指出，对于以《天下粮仓》为代表的“清官戏”也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清官戏”的盛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历来对官场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对清廉吏治的渴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现在有些“清官戏”宣扬了一种错误的“道德史观”，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夸大了主体道德意志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把道德改造当作改造客观世界的绝对前提。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传统“内圣外王”思想模式的现代表征，是伦理本位主义和封建“人治”观念的集中体现，它与现代法治观念和行政理念是不相容的。我们今天谈“以德治国”，并不是要回到以往“修齐治平”的立场上去。“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是相辅相承、并行不悖的。只有在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根治腐败，使社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