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指一种支配个人心理及社会集团心理的观念和表象体系。法 国的路易·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 、法庭、监狱等，可以称为强制性国家机器。那么相应的宗教、教育、法律、政治、文艺、 传播媒体便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使用暴力手段相区别，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主要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而各种意识形态机器又统一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下。在 对两种国家机器进行比较后，马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只可以是标志领地的界 桩，而且也可以是阶级斗争——常常是激烈阶级斗争——的场所。”[1]本雅明也认为，随 着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艺术原有的功能和价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不再建立在礼仪基 础 上，而开始建立在一种实践——政治的基础上，它原有的具有膜拜价值的审美性被展示价值 所取代。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凭借强大的物质基础的保证， 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获得再生产与播撒，文化帝国主义依赖手中掌握的传播媒介和文化生 产工具控制着上层建筑。“公共领域”于是又嬗变为霸权图谋的跑马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竞技 场。换言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关系，已经由昔日的赤裸裸的政治、军事控 制演变为经济与文化的渗透和改型。第一世界占有着文化的主导权，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 是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准则。“第一世界文化总试图将自身文化中产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想象为一种超文化的‘元语言’性的绝对真理，在一种真理冲动的狂热自恋中将自身的文化 想象为永恒的、科学的真理。”[2]然而，就是这种虚妄的“真理”在今天却被精心包装后 编码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以对话、援助、交流合作等温情脉脉的方式灌输给第三世 界。这种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不平等性，便产生了所谓的文化后殖民主义。推行殖民文化的目 的，就在于改造第三世界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征服其思想意识的深层空间，从而建立 一种精神上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实现世界霸权主义。置身于这种后殖民状态的第三世界 国家，弗·杰姆逊不无忧虑地承认，它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流失，文化贬值，意识 形态在强势话语的挤压下被迫改写。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以及道德观念是以一种 平和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入第三世界意识的深处。虽然至今有些人仍末从“武力神话”的 思维惯性中解脱出来，不时企图以武力弹压出一个“西化”的世界，但他们却更深谙这样一 个道理，即在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觉醒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中，从文化范型、意识形态 范式上去改变根基，去征服和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才能使霸权主义旷日持久。 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福柯提出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理论，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话语 霸权的实质。他认为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是权力的产物、任何貌似独立的话语无不与权力 相关。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 识。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著名的《东方主义》一书里，创造性地对福柯的理论进行了运用。 他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出发，具体分析了殖民主义如何以权力的形式影响东方文化的话语， 如何通过殖民主义的话语来扩大殖民主义的权力。同时还指出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如何构制东 方的形象，如何通过话语在西方形成东方人“懒惰、撒谎和不理智”的神话。这种东方主义 将真实的东方社会肢解以后，按照西方中心论的趣味和价值准则来重塑东方形象。在机械复 制时代所有的艺术里，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电影这门艺术对于国家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就在于 电影艺术的接受过程中，由于通过片断、零散的镜头及蒙太奇手段，运用强烈的视觉心理刺 激，致使观念常态过程的整一性失控和变得紊乱。 电影的大众化特征和特殊的欣赏机制，使现代电影工业有着无与伦比的利用意识形态来渗 透和控制受众的能力，受众由于心理能力的退化而容易变成一种单质同一性群体。亦即是说 ，电影机制激励观众的政治功能最易于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当代西方话语霸权的虚伪性 、欺骗性，在电影中、特别是美国版的影片里就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由于“当代资本主 义所具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文化工业的商品化大潮中改写着自己的身份，以期在人们习焉 不察的情形下渗透进每个人精神深处并主宰社会文化意识，因而需要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 意识形态话语分析。”[3] 一部由中美首次合作拍摄的影片《庭园里的女人》日前在中美两国同时上映，这部耗资800 0多万人民币的“国际大片”，无论是在仪式化的婚丧嫁娶以及评弹、社戏、江南水乡等地 域民俗的表现，还是电影语言的处理上，无疑都给人们留下了一定的阐释空间和诗学解读的 可能性。然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却为我们诠释该片的叙事冲动和潜抑话语提供了独特的视 角。影片改编自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群芳亭》。赛珍珠出身于一位美国 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母乔居中国，先后创作了五十多部作品，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那 些大多为中国题材的创作却有着不无明显的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色彩。由被称为“好莱坞第 一位华人制片人”罗燕领衔的影片制作班底似乎有中西合璧的特点，然而从电影的运作机制 及主题的含蓄意指上来审视，却无不打上了鲜明的“美国制造”标记，与其他美国英雄神话 不同之处仅在于该片还充满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这部电影的表层叙事，似乎 是讲述一位庭园里的中国女人“红杏出墙”以及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艳遇”，演绎出 的是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结尾镜头似乎仍在企图强调故事的爱情主题。其实这部 不乏唯美、浪漫情调的电影潜本文并非想渲染一段异国恋情，而是在宣扬一位美国传教士英 雄 神话的同时，重弹中国国民性的老调，通过贬抑中国文化而确认西方价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