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1)05-0104-04 电影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通过造型手段进行叙事。“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到今天 大约已有20万部故事片面世，”[1]在叙事上也就有了浩繁的、很难确切归纳的模式。但按 照电影叙事学的理论，叙事一般可从两方面来理解：1.讲故事。这主要偏重于故事的种类， 以俄国普罗普的分法，人类的民间故事（一百个）受一恒定结构的制约，这一结构体现在按严 格的、不可改变的次序前后相接的31个“功能”[2]中。另一种被经常提起的是法国乔治· 普尔梯对故事片剧情的分类，他认为至少存在着比较固定的剧情模式有36种——求告、援救 、复仇、骨肉间的报复、捕逃、灾祸、不幸、革命、壮举、绑劫、释谜、取求、骨肉间的仇 视、骨肉间的竞争（为了爱恋）、奸杀、疯狂、卤莽、无意中的恋爱的罪恶、无意中伤残骨肉 、为了主义而牺牲自己、为了骨肉而牺牲自己、为了情欲的冲动而不顾一切、必须牺牲所爱 的人、两个不同势力的竞争（为了恋爱）、奸淫、恋爱的罪恶、发现了所爱的人的不荣誉、恋 爱被阻碍、爱恋的一个仇敌、野心、人和神的斗争、因为错误而生的嫉妒、错误的判断、悔 恨、骨肉重逢、丧失所爱的人等。[3]2.如何讲故事。这涉及一个导演的风格问题，即如何 结构故事和使用怎样的视听手段来实施设想。从理论上讲，一个故事可能被赋予几百万种的 讲述方式。除了那些重拍片，一个构思（一个故事或一个剧本）最终变为银幕上的故事只能是 （唯一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只能依靠这一种模式来反向分析导演的水平和风格。而一般来 说，我们认定某位导演的风格必须建立在对其一系列作品的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并对其在系 列作品中体现出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手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此时就想涉及对一个导 演的分析，那至少还需要一点准备——对叙事这个重要的概念应该从几个侧面入手进行讨论 。首先，注意“叙事结构”，以对故事的构成有一个基本认识。其次，可以观察“叙事角度 ”，这是导演对叙事采取多少干预的问题，很难想象自身角色（导演）设定的混乱会给故事带 来多大程度的损害。第三，发现“叙事动力”，能基本把握一部影片可能的主题追求。 纵观张艺谋迄今为止的10部作品，其主题追求没有显示出一贯的对于某个方面的专注，相 反 却表现为不断地转向、以致回头在前一个起点徘徊的状况。如果以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导 演）的标准来衡量张艺谋，那么在表达艺术理想和选择主题方面，张艺谋还缺少很多（起码没 有 对人的连续性的、有深度的关注）。 在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红高梁》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人性格中深藏的一面进行 了有益的开掘——中国人在特定的时刻依然能最大程度地张扬自己的个性，这与中国人一向 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也许就是这一点强烈地吸引了西方人的视线，给了他们视听和心 理上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西方很难谈得上震撼），也因此赢得西方世界对中国电影的真诚的 肯定——1988年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让人不解的是，面对这样的荣誉，许多评论者不知出 于什么心态，竟大加讽刺与挖苦，仿佛遭受了奇耻大辱。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看来，这种种 贬斥除了暴露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外已毫无价值可言。但另一方面，让人深感遗憾的是，张 艺谋此后的作品在对人的关注方面逐渐减弱，以致于张艺谋的电影中的人物刻画开始表面化 。 事实上，张艺谋电影在主题追求上大约可分三个时期：1991年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是 第 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张艺谋激情勃发的时候。继《红高梁》一鸣惊人后，张艺谋在1988年 推出了《代号美洲豹》，这部影片被评论界有意地长时间地忽视，张艺谋也表示过：这是一 部 为帮朋友的忙而拍的片子。但笔者以为，在中国大陆的警匪片中，直至今天它仍是一部上乘 之作。从对气氛的控制、摄影机的调度，以至对演员表演的方面把握，都可看出张艺谋导演 手法上的突出之处。这部影片不仅仅只是应时的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 ，张艺谋雄心勃勃地想在另一个片种上一展才华，但因为影片的题材过于敏感，以致“有许 多想法无法实施”。[4]（第29页）这部惊险样式的娱乐片集中探讨了人在非常状态下心理的 疯狂的瞬间的变化。 这时，张艺谋适时地得到了日本人的一笔投资，又正碰上（张艺谋的前10部作品有很多都是 偶然碰出来的）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于是，一部展示人在“压抑的环境”中如何委曲 地 生活的电影《菊豆》面世。这部影片开始转向自“五四”以来被文学无数次提示过的国人自 我压抑以及互相折磨的主题上来。所幸，张艺谋给这部影片重造了一个让人视觉上深感触动 的空间，另外，为巩俐挑选角色的初衷也促使巩俐使出浑身解数完成了一次极为精彩的表演 ，这样《菊豆》也获得了成功。接连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获奖，确立了这位年近不惑的张艺谋 的国际导演的声誉，这为他顺利拍摄完成《大红灯笼高高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童不满30岁就细腻地虚构出寓意“宅院中国”的模型——陈家大院，几个姨太太各尽所 能，全方位地展示了她们的生存哲学——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艺谋读完《妻妾成群》，立 刻被吸引住了。女主人公在环境压迫下迅速由一个纯洁的大学生而变成费尽心机欲置人于死 地的四太太，这种变化的性格以及深宅大院所隐含的造型上的可能性，最终促成了《大红灯 笼高高挂》的诞生。影片再一次为张艺谋披金带银，在国际上风光无限；在国内，却与此前 的《菊豆》一样被禁演。反差是如此之大，张艺谋一定为此费了不少脑筋——躲在一个不知 名的地方，讲述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似乎已成为不可能。于是，从小受尽屈辱的张艺谋马上 采取了一个连自己也吃惊不小的转变——选择当代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