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规律概述 近年来，“全球化”正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强的一个声音。“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制的一 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三者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 一个有机整体。”（乐黛云《多元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及文学可能作出的贡献》。《中国文 化研究》2001年第1期）而费孝通教授则支持这样的观点：“全球化即全球各地人们的密切关 联”。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的进程大致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世纪末至19世纪70年代 。此间，从航海大发现到机械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使西方生产力领先的国家向世界 各地的扩张成为现实。这一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是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第二阶段大约 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阶段，美国崛起并长期保持着生产力领先的发达国家 地位。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新，使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 美国模式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了许多后起国模仿的对象。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 7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霸权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并在事实上将逐渐淡出中心 地位。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以及驱动力量呈现多元化局面，许多曾经被压制的力量和众多的 新兴力量纷纷登场，走向前台，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强化自身的角色份量和参与权利（参见 费孝 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 耐人寻味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或潜在地认为，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一种同步现象 。经济有发达与不发达、强势与弱势之分，文化也就随之分成了强势文化（优势文化）与弱势 文化（劣势文化）。由此出发，就产生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电影的全球一体化就是好莱坞化 之类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学者从各自 不同的领域，以各自的方法对文化这一综合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从而得出了各自不同的“ 文化”定义。在这些定义中，19世纪最有影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 来的：“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 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它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20世纪最有影响的定义，则 是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中提出的。他 们认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并传授，并构成 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文化既是人类活 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概括文化概念的，而这正 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可以说，文化是人类的基本存在状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总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本身是没有什么强势与弱势、优与劣之分的。由于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非同步、非正比关系，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 理、文学、艺术等）并不是总在经济意义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才繁荣，才具有先进性。就电 影而言，伊朗、马其顿等国都产生了艺术成就较高的电影作品，如阿巴斯的电影，如《暴雨 将至》，而受到了世界影坛的瞩目。但是经济因素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强 势经济可以使得本国文化的传播更有坚实的后盾和支持，如好莱坞电影。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发展和传播尽管受到强势经济国家文化的冲击而有许多 曲折和无奈，但还是呈现出了多元发展的态势。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正如乐黛 云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三千余年来，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希腊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 希伯莱文化传统、印度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非洲文化等多种文化始终深深 地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从历史来看，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 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增添一些新 的内容，包括他们从那一代社会所吸收和创造的东西，也包括他们接触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前者是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后者是 对主流文化的‘离异’；前者起整合作用，后者起开拓作用，对一门学科来说，横向开拓意 味着外来的影响，对其它学科知识的利用和对原来不受重视的边缘文化的开发，这三种因素 都是并时性发生，同时改变着纵向发展的方向”（乐黛云《多元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及文学可 能作出的贡献》。《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p.9）。 在文化多元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对自身身份的确认，需要树立起一个参照，正如法国学者 于连·弗朗索瓦所说，要建成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可以说 ，正是全球化的进程，为各种本土文化的身份确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二、中国电影的文化突围 中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的一元，并真正受到世界影坛的广泛关注，应该开始于20世纪80年 代初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此后，中国第五代、第六代直至新近导演的作品，屡屡在国 际电影节（许多是A级电影节）上获奖，不仅为中国电影争得了一定地位，而且对中国文化的 传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电影中国”（弘石语）与中国电影、与中国之间还有一段相当 的距离，西方观众眼里的“电影中国”还存在许多文化误读，但是中国文化毕竟作为世界文 化的一元，展示了在西方观众面前。在西方强势经济越来越显示其主导地位，全球化趋势越 来越明确而坚定的国际背景中，中国电影能够让世界想象性、象征性地观瞻“电影中国”， 就已经具有了某种表征意义：中国影人正在经历着向另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的转变。 中国影人的文化突围基本有两种情形： ①国内投资的影片。包括第五代导演的文化反思作品和六代及新近导演的某些作品，如张 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陈凯歌的《黄土地》、《 霸王别姬》，张元的《过年回家》，娄烨的《苏州河》等等。由于中国第五代导演特殊的身 世背景，所以他们基本都采用了一种深刻而坚决的批判态度来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的 作品在当时带有非常强烈的叛逆性质，反叛电影的叙事传统和人文内涵，也构成了西方观众 眼中的“电影中国”。第五代导演朦胧有了一种文化自觉，但这种文化自觉基本是一种关注 自身的文化自觉，是对人性/个性平等、解放的一种渴求和呼唤。而正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 这种“人性化”，所以就得到了西方观众的强烈回应。尤其是张艺谋的影片，除了民俗展现 之外，还有人性压抑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