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等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处于最高层次，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体制改革最超前的试验区，从80年代的“四个窗口”到90年代的“四个作用”，再到新世纪的“五个带头”，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个阶段中都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经济特区各阶段的不同使命，既是逻辑的承接，又是历史的创新。我们认为，目前经济特区实践和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和要求，真正起到“五个带头”的作用。 一、80年代的“四个窗口”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本国和本地经济的。由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和发展不平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邓小平曾经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但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整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要求全国各地同步开放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发展的重心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实行全国统一规划下梯次推进的办法，采取地区倾斜政策，形成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而深圳等经济特区正是我国实行梯度开放战略中的突破口，成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最初结果，而开放的经济特区又成为初期对外开放的“窗口”。1984年，邓小平在考察经济特区后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是邓小平对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对创办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的深刻揭示。 特区是技术的窗口。我们的时代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积累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力量。而这正是我国的不足之处。要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就必须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直接采用世界新科技成果，缩短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能够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利用新技术革命机会来繁荣地区经济，必须具备必要限度的经济能力、智力结构、教育水平、管理能力、就业结构和某些特殊政策。我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如在全国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缺乏物质、技术等条件。因此，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选择一个或几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落脚点，即选择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基地，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开放的基地”，以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加优惠的政策，来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这就解决了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落脚点和基地问题。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证明，通过兴办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三资”企业，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除了在本地吸收、消化和创新外，还通过多种渠道向内地转移和推广。深圳经济特区不仅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而且为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区是管理的窗口。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必须有先进的管理方法。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当然，发达国家在管理上已经把经验提升为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管理科学体系，我们要研究这些理论，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但如果我们能够借助特区这个窗口，在实践中学到的管理经验将会更有用、效果将会更直接。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深圳等经济特区通过吸引外资，创办“三资”企业，成功地学到了许多适合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技术，而且被广泛地推广到内地，并为内地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 特区是知识的窗口。知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已采取派出留学生和引进专家学者的方式来逐步改变我国知识落后的局面。此外，把经济特区办成知识的窗口也是邓小平和党中央的一个构想。这样，经济特区就不单纯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肩负着文化、科学、教育等多种功能。特区作为知识的窗口，主要起到“内窥外探”的作用，即通过特区可以及时地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动态及经济生产的信息。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特区既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以使人们开阔眼界、更新观念，促进中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特区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深圳等经济特区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又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它是我国开放时间最早、开放层次最高的地区。经济特区的得失、进退或成败，其影响绝非局限于本地区，而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并为广大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舆论所关注。正如邓小平所说：“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深圳等经济特区正是这样，已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橱窗”和衡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晴雨表”。 二、90年代的“四大作用”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原来在经济特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和灵活做法在内地的不少地方逐步推行，并取得显著成效，于是在特区的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特区已经不‘特’，特区还要不要‘特’，还要不要继续发展的议论。1994年，江泽民就明确指出：“我认为有必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加以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疑问和动摇。就是说，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对经济特区实行的基本政策要坚持下去；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发挥‘窗口’作用，‘试验’作用，而且要发挥得更充分。那种认为在全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削弱甚至可以逐步消失的看法，是不对的。”1995年，江泽民又指出，“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增创各个方面的新优势，更好发挥深圳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作用，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促进作用。”“四个作用”，是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发展时期，对经济特区地位和作用的新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