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 中国经济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之后，由于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连续四年实施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00年年中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当年GDP增长率恢复到8.0%，扭转了多年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趋势。200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著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大幅度降低，降幅将达20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今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00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去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今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这是国内外一致的评价。可是，今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去年的水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明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具有12多亿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2000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份。但中国人口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及于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时间要推迟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测算，积极的财政政策对1998、1999、2000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都在1.5至2.0个百分点左右。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情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效率也比较差，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存在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今天春季形势讨论会上说过，银行存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除了银行存贷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外，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等，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为产业、技术升级和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与增强创造良好的条件。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一一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今年社会投资增速比去年还低，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60%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个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