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带来经济奇迹 中国人不难理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即制度变迁导致经济发展。因为20年的经济奇迹，直观地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而不同企业制度的横向对比，也会显示出制度的优劣来。比如在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率普遍高达30%左右时，浙江省台州市的两个民营信用社的同一指标却在1%左右。一些学者认为，这与它们的产权制度有关。尽管国有银行实力强、管理经验丰富，但或者受政府的干预过多，发放一些没有希望收回的政策性贷款；或者缺乏约束，贷款员为了高额回扣滥发贷款。既然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是产权制度问题，即国有产权可明确界定却不可有效行使，国有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金融资产的特点与银行体系的庞大职能，使得这一特殊的国有企业的弊端更为显著。作为货币的国有资产比作为机器设备的国有资产更容易被侵夺，更多的管理层次更会削弱委托人的约束。 旨在减少银行坏账率的债转股方案似乎仍需努力才可能真正达到它的目的，据说将债转成股以后，银行的坏账率并没降低。这是因为，如果银行的产权制度不变，它还会产生出新的坏账。这些坏账实际上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巨大隐患。尽管中央政府发行货币的能力是对付任何金融危机的最后防线，但坏账率高的银行在金融冲击面前是脆弱的，银行信用的崩溃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因此，银行体系的改革不仅可以改进个别金融企业的效率，更对整个社会的金融安全有深远影响。目前这方面有两个思路，一是国有银行股份化。这已经得到政府高层的认可。戴相龙在5月9日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上也肯定了这一点。但它面临着具体问题，即四大国有银行因坏账过多而净资产过小，甚至是负数。不解决这一问题，它们甚至没有上市的资格。另一个思路就是民营化。受台州两家信用社的启发，由海外中国学者发起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在致力于有关的研究，并提出了民营化的试点方案。但这些学术义勇军的努力要变为现实，还需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通力合作。 关于外部压力导致改革，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电信业的故事。当初联通公司进入电信基本业务时，中国电信就向它的职工强调要有“市场竞争的压力感”。如今中国移动（去年从中国电信中分出）已成为拥有8000多万用户的巨大公司，在新公布的“财富500家”中榜上有名。这个故事说明，在一个垄断行业出现一个竞争者，有可能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垄断意味着通过减少产量抬高价格，引进竞争则在降低价格的同时扩大需求，进而增加了产量。正因如此，加上电信业的榜样，“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的字样出现在今年的政府总理的工作报告上。两会过后，各大垄断部门，如电力，铁路，城市公用设施，等等，都纷纷制订引进竞争的方案。那些虽非垄断、但仍受到各种管制的部门，或者减少进入管制（如教育），或者消除垄断因素（如医疗），或者减少价格管制（如民航）。如同电信业经历过的一样，在这些引起打破垄断、改进管制的部门同样会出现一个企业进入机会增加、价格下降从而消费者获益，最后整个产业获得高速增长的局面。不同于单个产业，这些举足轻重的产业一旦一起走向竞争，将会带来具有宏观意义的经济增长。 如果将政府视为一种特殊的企业，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政府部门其实也是一种自然垄断部门。如果“打破垄断”作为一种价值观获得了我们社会的共识的话，它必然引致政府自身的改革。事实上，对于在本地处于垄断地位的地方政府，还是存在着外在的压力，这就是地区间的竞争。那些地处东南沿海的城市更为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压力。在1999年率先对滥设审批制度开刀的是深圳市，接着的还有广州市、连云港市、辽宁省等等。然而，越是落后的地区越倾向于利用审批制度阻碍竞争和攫取财富，因而这一改革还应有外在强制性。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通盘考虑取消不合理的审批制度，有关部门甚至已经与学者们共同开会探讨此事。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改革应确立这样一个宪法原则，即任何一个行政机构都无权自我授权；审批制度原则上应由执行机关之上的立法机构设立。以审批制度改革为主，加上政府负责人财产申报制度改革和政府财政透明化，一个更为廉洁、低价、高效的政府，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增益将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西部与虚拟西部 对比一下美国的西部和中国的西部，就会发现，中文的“西部”一词远没有英文的同义词那样含有那么多的乐观成份。美国的西部濒临太平洋，对岸就是正在崛起的亚洲；而中国的西部与中亚和中东陆路相接，那里的经济还没有出现强劲增长之势。除了海洋湿润的空气比内陆干燥气候更宜于农业以外，海路运输仍比陆路运输更有优势。而近代以来，一个地区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贸易有关。有货物过境或集散，就有对贸易服务、金融、以致产业的需求，就会吸引资金、聚集人才，地区就会发展。因而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开发西部的雄心，会因缺少海岸线和富裕的邻居而受到制约，而会受益于更为快捷的陆路通道和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 因此，从商业角度看，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部不会出现具有战略意义的高速成长。加上西部在市场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的滞后，都会要求在西部开发的初期，政府比企业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仅从国内发展，而且从国际战略角度出发，中央政府直接主导的跨省的、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据称投资4000亿），将会在较少商业盈利的同时，给西部带来长期有益的影响；而地方政府除了要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硬件，更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以减少东西部的制度落差。由于制度落差和贸易规模的限制，在政府资金流向西部的同时，许多民间资金又从银行体系流向东部。如果认识到西部陆路贸易对西部崛起的战略意义，中央政府应更为重视跨越国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