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杜润生日前指出，有十个方面显示中国农民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1、几十年来，农民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2、农民在接受教育上不享有平等的权利；3、农村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4、农民税负非常重；5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不健全；6、农民农外就业难；7、土地制度不稳定，家庭承包制30年不变缺乏法律规范，也缺乏法律咨询组织和争议仲裁机构；8、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9、农民种田资本不足，小额贷款非常困难；10、民主制度不够完善，村民自治尚欠规范化，乡自治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农民还缺乏自己的政治组织来保护自身的权利，过去几位老同志曾给中央写信，呼吁成立农民协会，小平说，原则上可以，看三年，如有需要，就组织，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没有着手解决。以上10条都显示农民和市民相比，所享受的国民待遇还存在着差别，而且这些问题已存在几十年了，得不到纠正。经济学上有一个“制度惯性”，形成路径依赖，谁也不敢动，甚至没有人去反映，反映了也难以解决。这样下去会带来社会问题，希望将来能有所解决。 【主持者言】杜老所列举的这十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现实存在。“三农问题”的确已经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阅读杜老此文，令人有意外收获的是他透露了已故邓公当年对成立农民协会这一问题的看法，显示出邓小平这位伟大政治家的理性、气魄和举重若轻的沉着。——这正是他一贯的风格。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取得全国政权主要靠两类人，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二是占有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还记得《毛泽东选集》的开卷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就是靠组织农会起家的。然而在依靠农民的支持夺取政权之后，我们反而取消了农会。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团体中有工会、有妇联、有共青团、有文联等等各种群众组织，唯独却没有农会，唯独没有让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拥有自己的组织，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也好、农会也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存在意义的话，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劳动群众的团体和组织将发挥越来越不可或缺的社会制衡作用。我们已经承认了资本的合法性，承认了企业主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为对应物，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否则我们岂不是连资本主义都不如？同样，在当今农村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农民负担过重，其利益受到不断侵害的情况下，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宗旨的农会的应运而生，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有邓公小平的沉着态度，既然我们的执政党是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之利益的，那么，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弱势群体组织——农会的出现，与执政党之间也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反过来说，假如有一天执政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真的发生了根本的利益冲突，那么，我们还能说我们遵循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原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