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升，由此一度引发了人们对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预期。然而，随着美国经济走软，国内出口增长势头减弱，乐观情绪开始日趋谨慎。无论是从需求格局的变化还是从增长的内在机制看，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和短期不确定因素并存，短期政策应变能力和中长期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协调与互动，将在较长时期继续主导着经济的基本走向。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日前与京内外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2000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2000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主要源于政府积极的综合性宏观调控政策和全球经济形势好转，改善了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亮点和新生长点。 出口的强劲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回升的重要力量。尽管以支出法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净出口为负增长，但这并非能够成为否定出口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出口产业的旺销增加了约1000万个打工岗位，打工者总数达到约9500万，由此农民增加了收入，至少缓解了农民收入整体下滑的趋势，对稳定农村消费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次，由于国内采购政策的放松，延长了整个出口增长链，工业出口对整个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突出，进而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回升。其三，出口的大幅增长，进一步巩固了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改善了基础货币投放不畅的状况，缓解了体制性金融抑制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以出口增长链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主要是按市场化原则和国际惯例运作的，相对于以内需为主的经济部门循环不畅而言，基本进入了良性循环。这对于迅速、及时捕捉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促进国内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和良性循环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解决国内经济深层次矛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营经济的启动是经济回升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的各种研究都表明，民营经济以1/3的经济资源占用贡献了经济总产出的2/3，其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地位已是既成事实。随着九届人大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政府已经并将要出台包括融资、市场准入等一系列措施，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逐步得到改善。2000年反映民营经济启动迹象的主要方面在于，民间投资增长9.4%，回升了约4个百分点，并略高于国有投资(9.2%)和全社会投资(9.4%)的增长水平。特别是在传统体制制约相对较弱的部分沿海地区，民间投资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如浙江省2000年集体和个人投资已经扭转了连续三年的下降局面，增长高达17.6%，农村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回升幅度高达41.7%。北京中关村通过立法推进体制创新，鼓励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吸引了大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或实地进行创业机会考察，融知识经济与市场机制为一体，成为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增长点。 新的需求热点初现端倪。随着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消费信贷以及反行政性垄断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以住房、汽车、教育、旅游和信息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热点开始出现。2000年商业银行新增住房贷款余额将近2000亿元，占银行新增贷款余额约30%。在部分已经基本实现住房货币化的城市（如上海），由于住房补贴发放到位，以低税率和良好的消费服务启动了住房租赁和二级交易市场，住房消费需求呈迅速上升趋势。汽车在“入世”预期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形成竞争的情况下，价格开始逐步向居民支付能力靠拢。浙江“吉利”、江苏“悦达”等民营企业推出的具有明显性能价格比优势的汽车，在各地都出现良好销售势头。信息通讯领域尽管垄断仍需进一步打破，但已经引入的有限竞争多多少少促进了消费需求的形成。2000年“上网”居民进一步翻番，计算机、移动通讯产品消费持续快速增长。之所以说这些新的消费热点出现端倪，主要在于这些热点或局限于部分地区，或其巨大潜力依然受制于政策体制因素而远没有发挥出来。 经济持续增长的突出制约因素 尽管2000年经济增长形势好于预期，但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机制依然较弱，短期政策和外部环境变化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经济走势。当美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日本经济走出“衰退”无望，国内经济政策资源运用已经接近极限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特有的“二元”性矛盾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这种特有的二元性大体可分为城乡二元、体制二元和内外二元，它们不仅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循环系统，对政策和外部变化有不同的反应，而且彼此之间的消长状况直接作用于整体经济运行。 城乡二元。城乡二元对我国经济的独特影响在于，一是当农村产出在整个经济增长份额中比重较大时，鼓励农业的政策就会直接带来整个经济的增长，从改革初到1983年的情况就是如此；二是当城市市场空间较大时，鼓励农村工业的发展同样会推动经济增长，1984年之后乡镇企业大发展情况可以印证；三是当城市能够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产生的农村人口转移需求时，整个经济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80年代末以后大规模流动打工者的出现反映了这一趋势。从农业发展到乡镇企业崛起再到大规模人口转移，其背后对经济的直接推力是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进而扩大消费需求。市场的容量或空间是人口与收入的乘积，随着农业产出份额逐步下降和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和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转移能力的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份额也逐步下降。显然，在目前农业产出只占总产出17%的情况下，占人口总数近70%的农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基础是脆弱的，这是近年来我国出现内需不振的根本性因素。同时，由于我国城市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所谓地区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城乡二元差距。在这个意义上，收入差距制约经济增长的判断是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