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个人收入的高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75元上升到1992年的1026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年均增长率为7.45%。在同一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由316上升到721元（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后），年均增长率为6.07%。（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3，表2-12及8-6）计算所得。所有数据以1978年消费价格为准。尽管同一时期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比城市居民增长要快得多，达到每年8.86%，但农村居民在1992年的人均收入仅为438元，比城市居民低了40%。）与改革前中国动荡不安的经济倒退及毛泽东领导的平等的社会风气不同(Riskin 1978)，（注：正如怀特(1986)所指出的，尽管毛泽东提倡平等主义，改革前的中国也可能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出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相反，社会主义经济中大部分不平等的重要形式在于财富和劳务的分配，诸如以国家再分配机构提供的福利分房等（琴伦伊1978，1983）。更进一步说，与国际标准相比，改革前中国的不平等水平尽管很低，但却实际存在，主要是城乡差距显著(Whytl 1986;Adelman and Sunding 1987)概括时所隐含的这样一种观点似乎会有误导作用，即“不平等性不应该继续增长”（罗纳塔斯，P43）是因为市场与行政的协调共存(P4)会形成“结构互补”。实际上倪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正逐步地由市场协调取代再分配协作，从而使有技能的生产者比政府行政人员受益更多。尽管倪(1991,P269)清楚地意识到市场会产生新的不平衡根源，但他对经济改革中总的不平等趋势尚不明确。）这种惊人的经济繁荣现象激起了社会科学家新的兴趣，他们开始考虑经济改革与收入、财富分配之间关系(Trescott 1985;Adelman and Sunding 1987;Wal der 1987,1990,1992a,1992b;Hsiung and Putterman 1989;Nee 1989,1991,1994,1996;Geld 1990;Zhao 1990;Li 1991;Peng 1992;Khan et al.1992;Griffin and Zhao 1993;Sel den 1993;Xin 1994)。这些研究者对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产生了兴趣：(1)经济改革是引起不平等增加，还是减少了不平等性？(2)经济改革是否使某些社会群体以其他人为代价而不相称地受益？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在社会学家们关于后社会主义以及处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探讨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罗纳塔斯最近对这些讨论做了一个总结（1994，表1）。 除了肯(Khan et al.1992).莱特和宋(1993)及倪(194,1996)等外，其他的人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后果时都把中国作为一个和谐统一的同质整体来对待而不考虑其它人的地区差异，甚至所使用的数据也是地区性的而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在关于中国的数据比较稀缺时这样的操作或许有意义。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空间经济发展不协调和大国，这种做法不应该继续下去(Linge and Forbes 1990;Li 1993)。仅仅对于匈牙利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比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其中25个省都要小的国家，已有“成打书以及成百的杂志论文”关注其改革(Kornai 1989)，基于这样一种事实，若是忽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空间异质性那可真是令人惊讶了。（注：正如本文后面所述，倪的理论暗示了随着教育回报的增加，总的不平等也增加了。这里将天津、海南（最近从广东省独立出来）、西藏、青海和宁夏排除在外。） 考虑地区异质性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不同地区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着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地区差异的制约，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中国的工业改革有一个区域维度问题。改革使沿海省份以内陆省份为代价而不相称地受益，并由此导致了地区间的紧张，Aguignier (1988),Falkenheim(1988),Shrink(1089),Linge和Forbes(1990)以及Li(1991,1993)对此都有所记载。然而倍受忽视的问题是：日益增长的地区差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成熟计划的一部分。理由如下：首先，中央政府认为：“在一个边远省份（如广东）实行最初的实验，而不是天津、上海以及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内陆地区，这样的危险会少一些。”(Linge and Forbes 1990)。由于在限定地区内进行实验，则其失败将不会祸及整个国民经济。其次，根据改革前的长期实践，中国的改革家们希望建立几个典型作为工业改革的窗口。在限定地区导入政府资源和国外投资将大大提高成功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的核心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达到共同富裕。”(Zhao1994)。人们希望在全国开始赶超沿海地区的成功之时，沿海地区的巨大影响会渗入到边远内地。最后，中国的领导人从农村改革中认识到放权分权的效用，因此鼓励工业改革的早期阶段也采取这种方式，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其相对优势取长补短(Falkenheim 1988)。深圳发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利用相对优势，即属于广东和香港的边界附近，由此从一个小城镇发展成一个经济繁荣的大城市和股票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