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经济体系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莫过于具有理性化能力的市场主体的形成。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凡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成长得较为顺利的区域，它的经济增长也表现得较为健康和持续。为此，本文试图对温州民间企业的成长路径及其机理作一个描述。这里所指的民间企业是指那些其资产产权的实际所有者为个人或家庭的企业组织。 一、民间企业形成的逻辑起点和演变路径 （一）民间企业兴起的背景：社队企业解组与地下经济组织 温州民间企业成长的逻辑起点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1982-1983年，浙江省全面推广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社队企业制度受到冲击。社队企业这种工业生产组织发生了分化。温州地区由于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薄弱，集体生产组织的比较优势没有像浙江东北部地区那样显著，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因而非常迅速。农业生产中心向农户家庭转移的这种大的变化推动了这一地区并不强大的社队企业迅速走向解体。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起点是这个地区各种各样的地下经济组织，如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组织的地下工厂、包工队、建筑队等。这种地下经济组织的泛在性是许多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 （二）民间企业的起点：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家庭工业 1.家庭工业的各种形式 理解浙江农村工业化模式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不能离开家庭工业这种特有的工业形态。这种工业组织形式以生产资料的家庭（个人）占有为基础，依靠家庭自身的劳动力辅之以少量帮工，利用住宅作为生产场所开展加工工业。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就其基本形态可以分为农户兼业工业、家庭作坊和家庭工场三种。 不同形式的家庭兼业是温州农村工业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也是此后农村工业组织形式和体制变革的前提。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农村进入兼业经营的农户是非常大量的。有的从事工副业，有的从事商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仅温州一个地区，农户兼营工业的收入多达49085万元。这个数字在1986年增加到63814万元，年增加幅度高达30.01%。其中温州市区增加幅度达到54.68%，永嘉县更是高达72.06%（注：资料来源：转引自张仁寿、李红著：《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第43页。）。家庭兼业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如1986年温州市农户兼业的工业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达到29.05%（注：资料来源：转引自张仁寿、李红著：《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第43页。）。 如果说家庭兼业型的农村工业还是不稳定和层次较低的工业的话，那么家庭作坊和家庭工场则是农村工业的基本组织形态。家庭作坊是家庭分工型兼业的自然发展，在这个形式下，工业生产已经成为家庭的主业，农户来自家庭工业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已经较高。多数农户一般只在耕作、收获季节参加干部分农活。一年的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工业生产上。与家庭工场不同的是家庭作坊的劳动力仍然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力为主，或者不连续地雇佣少量的帮工。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劳动工具仍以手工类型的工具为主。主要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小商品，如多品种少批量的服装玩具，技术和资本含量较低的建筑材料等。 到了家庭工场这种形式，农村工业已经比较稳固地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与兼业或家庭作坊不同的是，家庭工场的生产资金和技术的含量都在提高。采用了一些非传统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甚至一些家庭工场的设备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这个阶段的家庭工业开始比较经常地雇佣工人。工人的角色也不再是像作坊内的学徒，而是比较明显的雇佣劳动者。在家庭工场里，住宅与加工场所已经分离，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各道工序之间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分工。生产完全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组织。 这三类形式在温州这样的农村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地区发展的极为迅速。1982年温州的家庭工业初具规模，1984年达到8万多家农户，到1986年增加到11万家，从业人员达到30万人。产值占农村工业的比重达到50%，占比起步阶段的1982年增加了好几倍（注：资料来源：转引自张仁寿、李红著：《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第43页。）。 农村工业发展初期家庭工业的这三种形式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由家庭兼业向家庭作坊发展，再进一步发展到家庭工场。这种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反映了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经由家庭工业发展起来的工业化模式与欧洲古典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2.家庭工业制度的优势分析 建立在家庭劳动基础上的工业之所以重新焕发生机并且自然地演进为现代工业企业应该是有其自身的特定优势的。家庭工业这种古老的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为什么能够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我们认为在各种形式的家庭工业企业中蕴藏了农村工业创新的种子，也给制度创新设定了空间。 家庭工业组织的体制优势归根到底来源于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实现了利益内部化。应该说，家族化的工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存在不是什么不合理的现象。农民对家庭制工业生产组织的评价取决于他所进入的产业的技术特点、市场状况、个人偏好和政治法律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