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能贻误时机 记者：变法图强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发出的强烈心声，最近2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无疑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乐章。在这场新的革命中，社会主义应该走计划经济道路还是市场经济道路成为主要分歧，围绕这一分歧有过多次激烈的交锋。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你能否简要回顾其历程？ 吴敬琏：“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学术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苏联计划经济的一套，我自己当时对这一套也是深信不疑的。有的经济学家如顾准，就提出过市场经济的观点，但是刚一露头就被政治运动打下去了。“文革”使得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也给了我们一些人以思考的空间，开始对计划经济进行反思。 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一大批经济学家把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1980年，在由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从1981年冬季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点重新抬头，虽然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许多领导人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但最终十二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没能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取得进展。 然而，市场取向改革的要求是压制不住的。1984年，“市场派”开始反攻。马洪受命组织社科院的几个研究人员写了一篇文章，放出试探气球，要给市场经济翻案。这种要求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和领导的认可。于是，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为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最后， 这一提法被写入这次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中，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虽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有点绕弯子，不够明朗，但毕竟为改革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所谓商品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经济。 然而，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并未平息。1989年以后，有些理论家坚持认为，惟一正确的说法应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国经济的性质是计划经济，决不能提市场经济，否则就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1990年7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 经济学家们就这一问题正面交锋。当时，市场这边的力量很单薄，这次我站到了捍卫市场的第一线。会后，传出了“有计划、吴市场”的说法，意思是批评我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为了回答反对的意见，我更加深入地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基础上，研究这个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问题。经过研究，我坚信为了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我们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许多学者和领导人的努力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为这场争论一槌定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记者：中国从来不缺乏有识之士，中国需要的是对真理的倾听。从1956年顾准率先提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至今已是40多年，中国为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摸索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失去了太多的机遇。您对此有什么感触？ 吴敬琏：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我现在更多的不是为自己的一些主张被采纳而欣喜，是为正确决定执行得不够快和不够好而惋惜。 我感到不满足的是，1984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进展太慢。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后的党代表会议要求在“七五”（1986-1990）期间建立起商品经济的基础框架。这个任务没有完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那时到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的有些重要架构，例如现代金融体系，还有待建立。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随着入世的临近，留给我国进行认真改革、使自己能够在未来激烈竞争中自立于强手之林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按照党的决议已经确定的方针进行改革，避免由于延误时机而犯历史性错误。 贫富差距缘于机会不平等 记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当今贫富差距拉大是显见的事实，这使一些人产生怀疑，市场经济能带领我们走向共同富裕吗？ 吴敬琏：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分析很容易做出市场经济的选择，但人们往往对效率和平等的关系提出疑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效率与平等替换”的原理：分配越是平等，效率越是难以提高；分配越是不平等，越能提高效率。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加剧。 从理论上说，平等（不平等）有机会的平等（不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不平等）两个大类。奥肯所说与效率有着替换关系的平等。指的是结果的平等。至于机会的平等，则大体上是同效率互相促进的。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机会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