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差距是发展的最根本问题之一。研究表明，每当出现了发展时，几乎总会产生一种深刻的城市偏向，即农业耕作者在经济上步步失势，并遭受城市同胞的轻视。采用集权制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没能避免这种城市偏向，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如果说前苏联的例子具有某种指导意义，那么，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能涉及的内涵就不仅是某些失误，而是对农民的残酷虐待。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正是以贯穿全部历史的深刻的城市偏向为其标志的。 考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学者们一度认为，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因而正在避免几乎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发展中普遍具有的城市偏向特征。与俄国情况有别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许多其他重要领导者（包括邓小平）是在农村出生成长的。尽管这些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共产党领导人被吸引进入城市，甚至在青少年时期到过外国，但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却促使他们在中国农村寻找新的政权根据地。众所周知，当他们在1949年向胜利进军时，站在主导地位的正是一支以压倒多数的农民为基础的军队以及同样是主要来自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几十万来自农村的革命战争中的老战士掌管着各种城市机构，而来自城市的参加革命事业的新手则大部分安排在从属的职位上，这两部分人组成了联合政权。正如迈克尔·利普顿(Michael Lipton)等人所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人物的城市家庭出身和对城市的偏爱是发展过程中出现城市偏向的重要原因。而上述特殊条件理应有助于把中国排除在这种普遍模式之外。 在后来若干年中所采用的口号与政策显然是为了竭力反对城市居民独占中国其他胜利果实的各种倾向。“农业第一”、“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和“消除三大差别”（城乡差别是其中之一）这类用语含义复杂而不简明。许多举措（如：冻结城市工资，限制城市增长，动员有文化的城市居民下乡，强调农村工业和合作医疗保险）似乎表明正在进行另一种发展。一些观察家断定来源于农村的革命已把发展的道路转化成中国式的道路，这种道路至少是城乡平衡的，甚或是朝着有利于农村的方向倾斜的。 十分明显，上述这些论断都是错误的。事实上，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期间采取的政策和实际做法都大大有利于城市居民，相反却有计划地损害了中国的农村人民。的确，中国的城市偏向在某些方面要比其它发展中社会、甚至苏联所见到的情况在形式上更加极端，这也许是对中国革命的最大嘲弄——来自农村的、献身于反对城市偏向的革命者最终却偏偏建立了极端的、根深蒂固的城市偏向的制度化形式。今天的中国仍然受患于这种发展的结果。在本文中我将描述1949年前后的形势，然后深入探讨中国农村革命之所以出现讽刺性结果的某些原因。最后，也是较为深度性地，我将讨论1978年之后的改革是否已在逆转城市偏向方面取得完全成功。 1949年以前的城乡差距 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中国在帝国时代的城乡差距相对来说是适中的，但在本世纪1949年之前，这种差距却日渐扩大，但那些依据文化模式、生活风俗、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等一般介绍性资料而得出“差距不大”的结论缺乏可靠的收入数据作为佐证，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就不存在像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所特有的农奴式隶属关系。中国的开放式的阶级制度没有强制性的法律壁垒来阻止农村居民迁入城市，从事城市职业。而许多城市居民来自农村的根子又使城乡联系丰富多彩。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提出了下列总结性论述：“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这种城乡社会之间的裂缝，而且在……传统的中国不存在马克思所蔑视的‘农村生活的白痴’……不存在贬低农村环境和农村价值观的看法，相反，许多城市居民有一种对农村的向往。无论何时，只要一有可能，他们就会回到那里，而且几乎是命定地地退休到那里去”。 19世纪末期，中国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按照人们在农村的出生地（籍贯）和族群（宗族、周乡）组织起来的。中国的村庄也是按照宗族血统组成的。因此这些体制在中国城乡居民中共同培育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农村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人力去城市干活，他们又将工资汇给自己的家庭。那些在城市扎根安家的人仍旧与原来的农村故乡保持紧密联系——节日探亲，家庭吉庆大事都要回去参加，甚至死后也要回老家安葬。当然，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秩序的这些特征必须与同时承认城市是政权和财富集中之地、承认城市生活比乡村远为丰富多彩、远为国际化保持平衡。我的论断并不是说当时的中国缺乏城乡差距，而是说这种差距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相对较小。 关于中国城乡差距在1949年前的100年中越来越大的结论的依据同样也是印象主义的资料，而不是系统的统计数字。当然，19世纪40年代以后，许多中国的城市变成了通商口岸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城市的治外特权让给了外国列强。虽然西方的接触和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城市，但是模仿西方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却都是首先在城市地区集中出现的。有些人认为，本世纪1949年之前日益加剧的社会动乱促使大量农村精英人物逃往更为舒适、安全的城市，由此产生的离地地主所有制更加厉害地破坏了城乡之间的社会联系。作为这些趋势的结果，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而且还有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都把20世纪中国城市的特征刻划为具有一种日益滋长的、依赖农村的寄生关系。尽管这些趋势可能已经威胁到中国城乡地区连成一体的社会联系，但是与1949年以后扩大城乡差距的力量比较的话，这些趋势就相形见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