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长期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我党老一辈学者杜润生同志日前在《炎黄春秋》杂志载文指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它必须溶入全球化，除溶入贸易，在民主方面也要和国际接轨。我最近在报上看到一个新闻，欧洲本来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最悠久最成熟的地方，但是它还提出几条，要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最要紧的，是有言论自由，有学术自由，有产权保护制度。刚刚公布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五计划的建议，也提出了这些类似的目标，提出继续推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对权力进行监督，等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做？我们党已经在做，还要继续做。我个人认为这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破，一是立。我们反封建，搞土改，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大成功。但是，破了以后立什么？我们破的还不够，立的更不够。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不树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反封建是反不彻底的，因为没有正面的东西。一定要建立民主监督。譬如控制贪污腐败，光靠司法部门是不够的，必须有民主的监督。现在我们缺乏这个东西。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有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学习。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划时代成就，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一定会产生更大的进步。 【主持者言】杜润生同志是我们党内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元老级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以如此高龄保持清晰、敏锐的思维，对中国的改革事业时常发表精辟的分析评论，不禁使我等晚辈有“高山仰止”的感觉。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承认是滞后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滞后”有其合理之处。一般而言：总是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相应的要求；总是要经济基础先有变化，才会导致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因此，政治方面的变革滞后于经济方面的变革，这并不奇怪。但是，“滞后”的合理性并不能同样用来作为“落后”的遁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政治体制的改革又需要与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应地同步进行，否则就会“拖后腿”，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记得党的“八大”曾经提出过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持者在学习历史时读到这句话，感到有些疑惑。因为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怎么会产生先进的生产关系呢？当然，“八大”提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时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发展生产力，是要搞建设，这与20多年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已经比较接近了，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针，可惜“八大”以后的20年里没有将这一方针坚持下去，而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主持者的上述疑惑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遗留至今。比如，现在我们能否还说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依主持者之见，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做比较、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做比较，落后的总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总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变革的要求、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提出变革的要求，而不是相反。因此，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改革我们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何改革我们的上层建筑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赞同进行“体制创新”。因为非如此，则我们的生产力就难以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有进一步的提高。正象下文所提出讨论的“民主”问题。“民主”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非实行不可？你可以举出许多条好处、许多条理由来，但归根结底的一条，还是因为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