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铜牌”哪儿去了？ 1997年5月28日，张玉峰代表方正集团把一张4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交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姜伯驹院长手中。此后两年，方正还将每年给数学院资助40万元。这是方正集团在本世纪内以回报母校的方式资助北大数学院。为什么特别资助数学院？ “数学”需要理解，需要非凡的理解。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1998年有教职员工147人，其中正副教授111人，中科院院士4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人，博士生导师41人，博士64人，这座庙看似不大，却是中国数学的一座大厦。他们中有王选的老师，有培育出许多中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中国学子的老师。应该听听他们今天是如何讲数学的。 教授们说：从80年代开始，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陆续向政府提交了若干份关于美国数学及数学教育的报告，指出现在还很少人认识到，高技术本质上是数学技术。数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它已经是一种重要资源。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数学技术的新时代。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教授们认为：数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犹如哲学不属于社会科学。 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张恭庆院士对数学有一段描述，他说：数学为其他学科提供语言、概念、思想、理论和方法，它不仅直接应用于工程技术、生产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对全社会成员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哺育作用。一个民族数学修养的高低，对这个民族的文明有很大影响。 正是由于数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我国高考，文、理科学生都必须考数学。我国的数学教育，在世界上均优于欧、美国家。但是，我国企业对数学的应用则严重落后。 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一般地探讨企业的困难，学会从“数学”这个视点去观察，会看到一片新情况。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对数学不同的感觉、认识和要求，就可以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发达的一种标志，并可预见一个民族的前途。 我国数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当教师或搞数学研究，社会上哪儿都不喜欢要，他们该上哪儿去呢？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则一再确认中国高校数学系的大学生是好用的。我国培养的数学才子正好为发达国家的企业解决数学问题提供人才资源。 李平立是王选部下一位曾获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奖的青年。他高三时参加全国数学选拔赛获第一名，随即参加了1986年在波兰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各国参赛的都是6名选手。中国队6名选手获得了3块金牌、1块银牌和1块铜牌，成绩是最好的。李平立却告诉我： “我们这一届成绩不太好。” “怎么呢？” “老师说，以前金牌更多，还有金牌被中国全拿了的。” “你们6人，如今都在哪儿？” “一个‘金牌’在上海，‘铜牌’不知在哪儿。别的都去了美国。” 由于中国培养的数学人才堪称世界一流，中国的企业又基本提不出数学问题，中国数学人才外流则几乎成为一种“出路”，并且很少人意识到，这是中国在需要发展知识经济的时代最大的损失。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金融数学成为一项非常热门的学科，一批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培养出来的数学尖子在美国效力，成为美国研究金融数学的生力军。 当然，出去的远远不只是数学系的毕业生。 美国人设置的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 1996年7月，《北京广播电视报》公布一项题为《首都人形象调查》的社会调查：“哪种人最让人尊敬？”公众作出的占第一位的回答是：“教师。” 成千成万的家长都曾经从老师写来的条子里，从家长会上，体会到教师是当今社会相当认真负责、非常辛苦的一大群体。自从恢复高考，几亿父母在孩子入学前就抓教育，可以说，全世界再没有比中国父母更重视孩子读书的了，也没有比中国学生更用功的了，他们起早熬黑，中午多无休息，许多父母都清楚，孩子比自己上班还累还苦。可是，考上了又怎样，毕业了又怎样？ 我真想说，美国教育最成功的一项措施，就是在中国设置了一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托福。 从幼儿教育开始，把中国孩子里的尖子一步步送进了北大，送进了清华，送进了各大学。这是一个拓荒、播种、耕耘以至把孩子们培养成材的过程。 美国人不必对中国教育付出的巨大代价做什么，不必拓荒、播种、耕耘，中国人已经把尖子人才培养好了，并且经由遍布中国的教育、考试、筛选工作把尖子集中到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来了。美国人只需在中国设置一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轻轻松松就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收割走了。 年年如此。 岁岁如此。 我多么想放开来给你讲述闵维方的故事。但此处我只能简略地说，闵维方是1988年从美国斯坦福归来的，归来的闵维方瞄准的第一个研究目标就是如何加快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 “我们用比较严格的科学计量方法来考察中国教育以及同世界教育的差距，发现1988年我国每100个18到22岁的青年中，上大学的还不到3个人。世界平均水平是10%，美国是60%。” 我顿时感到天都阴了。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东方教育大国，注重教育，“望子成龙”，堪称世界之最，而我们高等教育学龄青年的入学率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