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诸如物价上涨、失业下岗人员增加、社会治安状况欠佳、贫富差距扩大、邪教组织迷惑人心、境外敌对势力颠覆破坏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政府是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只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层自身是清正廉洁的，是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上述种种不稳定因素都是有办法化解和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60年代初的极其严重的粮食短缺，我们的国家还是比较平稳地度过来了，靠的就是社会管理层总体上的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良好的能够凝聚人心的形象。 对社会稳定最具破坏力的是社会管理层的腐败。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互作用下，权钱交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腐败从企业管理层逐步向社会管理层渗透，从经济领域逐步向其他领域渗透。令人忧虑的是，当前腐败已经蔓延和渗透到社会管理层的核心领域和要害领域——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一二把手，掌握官员任免大权的人事组织部门和公检法司等执法司法机关。涉案人员已经出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 历史的教训极其深刻。国民党政权1949年之所以被赶出大陆，是因为它的极端腐败；2000年上半年国民党在台湾的权力之所以丢失，“黑金政治”是一个重要因素。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谆谆告诫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并在近些年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 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开始，就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己任的。在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它的存在与发展有赖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客观条件也不允许它的各级干部谋取私利。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谆谆告诫广大干部不要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中打败仗，为广大干部在思想上注射了一支防腐剂。全国胜利以后，为反对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党和政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包括以教育为主要手段的整风运动，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三反”斗争、“四清”运动。反腐败理论的理论基点则一直是“外在影响论”（注：见高新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若干反腐倡廉运动的逻辑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高文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理论有两大基点：一是“党外影响论”，二是“思想改造论”。我认为理论基点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党外影响论”。“思想改造论”是“党外影响论”的派生物。），其理论根据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本质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这就剔除了党和政府内部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一部分人之所以会腐化变质，是受了旧社会的遗毒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既然腐败的成因来自外在的影响，防治之法，就是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改造，惩处也是一种教育。遗憾的是，教育的力度虽然不断加强，运动的强度虽然不断提高，腐败现象还是顽固地存在。毛泽东最后决心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用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的办法，来克服党和国家机器内部存在的“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化”的倾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腐败理论的基点开始转换，由“外在影响论”逐步转换为“内在生长论”。在此以前，对腐败产生于权力，产生于不受制约或制约不力的权力的问题，是忽略了的。（注：高新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若干反腐倡廉运动的逻辑关系》一文中说：“我们党在从一个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掌握政权的当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认识权力的问题。”）权力有它自身的特性。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的这种特性，不会因为掌权者自称或人们共识的某种属性而有所改变。50年代社会管理层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并不多见或者并不严重，（注：当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指称为腐败，这固然与腐败现象并不严重有关，根本的原因还是认为腐败是剥削阶级政权的特性而与无产阶级的新政权无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对腐败现象还是指称为“不正之风”，后来由于问题的越来越严重，才正名为腐败。正名也同对腐败成因分析的理论基点的转换有关。）是因为新政权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来自底层社会，权力对他们的腐蚀还没有经历足够的时间。弥漫于全社会特别是社会管理层的理想主义激情，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了遏制腐败蔓延的作用。即使如此，从全国情况看，也还是发生了解放初期天津地区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这类案件的严厉惩处，也遏制了腐败的蔓延。当然，腐败还是缓慢地蔓延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腐败而受惩处的大大小小案件逐步增多。 行使权力可以造福于民，但也容易犯错误。早在1957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岗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页。）什么样的大错误呢？邓小平提到的有：闭目塞听，独断专行，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写上了宪法的。但是，邓小平说：“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4页。）为防止思想作风的变坏，党就要接受监督。近些年来，江泽民同志反复提到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在2000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江泽民就从严治党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监督。江泽民说：“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据了解，这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大多数是群众举报或查办其他案件带出来而获得线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乏力。这里面的突出问题，就是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机制，越是高级干部越少有力的监督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