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世人瞩目的韩国金融、外汇危机导致了韩国经济的全面衰退，今年其经济发展指标已下调至负增长5%，预计今后两、 三年内也难从根本上好转。有关各方一致认为，韩国经济之所以从高速增长的顶峰迅速滑向低谷，除政府干预过度、金融市场扭曲、企业经营不良和外债负担过重等原因外，更深层原因则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国家创新能力不强。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在对以往经济发展作深刻反思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研究开发的支持力度，并多方采取措施加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从根本上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复苏。 一、回顾与反思 应该说，从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间，韩国科技政策和开发战略基本上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需求，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比较明显。但从90年代起，由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出现偏差，科技发展失去主攻方向，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开始减弱。 60年代，依靠引进技术推动工业化进程。在当时科技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为实现经济发展由农业向工业的战略性转移，政府颁布《外资引进法》和《科学技术振兴法》，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从国外引进资本、技术和装备，并建立了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科技处，从而使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急剧发展，产品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此间引进的大部分是低水平加工、装配技术，其中主要是成套设备和生产线，故对研究开发的要求不高。1970年科技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44%，说明自主开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70至80年代，政府以推行引进为主、自主开发为辅的科技改策，促进产业结构转轨变型。为配合重、化学工业政策的实施，政府一方面通过简化手续、放宽限制等措施，继续支持企业从国外大量移植先进技术和装备，另一方面在“科技立国”方针政策指导下，大幅增加了科技投入。通过颁布实施《特定研究机构培植法》，陆续建立了机械、电子、化学、原子能等十余家政府研究机构和数十家国、公立试验研究机构；相应成立了专利厅、工业振兴厅等政府职能部门。目的在于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培养自主开发能力，为加速产业调整提供技术支撑。与此同时，在财政、金融、税收方面采取各种优惠政策，积极诱导和支持民间企业参与技术开发，使企业开发投入在80年代中期超过政府；企业研究所及各类民间研究开发组合、技术团体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这一阶段的突出成绩是：（1）研究开发主体由政府转向民间， 政府的财政负担因之减轻，使其有可能把技术开发逐步转向国家重点领域；（2）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明显增强， 在某些领域甚至有较好的改造和创新；（3）钢铁、汽车、造船、电子、 化工等产业技术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短，设备和生产能力迅速提高，逐步发展成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半导体等某些高技术产业也有长足发展。因此，既解决了进口替代，又扩大了出口创汇，完成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化学工业过渡，取得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是：增长速度过快导致投资需求过旺，牵动工资、物价和利率持续高扬，经济发展出现不稳定因素；科技开发仍以引进、模仿为主，自主开发能力提高缓慢；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开发还未引起重视等。 从90年代起，实施引进与自主开发并重的科技政策，试图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90年代初，政府制订实施与“新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相配套的“战略部门技术开发计划”，提出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本世纪内重点发展目标。为此，政府在持续大量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相继推出“G7计划”、“国策研究开发计划”、“大型科技研究开发计划”及“开创性研究事业促进计划”等高新技术发展计划；颁布实施《协同开发促进法》，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开发，使民间研究所和研究组合继续大量增加（民间研究所在去年末突破3000家）；技术引进全面放开，减免税优惠待遇被限制在半导体、宇宙航空、原子能、生物及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并通过发展国际合作加速高新技术引进。可以说韩国这一时期科技研究开发有较大进展。但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错误和随之出现的政策导向失误，使韩国经济逐步背离正确发展方向而日趋走向下坡路。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在世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情况下，韩国却仍以发展传统产业为主，且把重点放在生产规模扩充而不是产品质量提高、增值和新产品开发上。如去年先后倒闭的韩宝集团、起亚集团以及三星集团等。仅几年内向生产相对过剩、市场基本饱和的钢铁、汽车等产业投入的资金就达数百亿美元。许多财团甚至把触角伸向房地产、旅游、饮食服务等其它行业。这不仅造成资源大量积压和浪费，使主导产业竞争力弱化，也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其次，政府的宏观调控失误。从80年代中期起，韩国借助国际上出现的“三低（低利率、低汇率、低油价）”大好形势，其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均呈强势，对外贸易扭亏为盈，连续四年实现顺差。这种表面一时看好的形势，使政府和企业对竞争力不断降低、生产效益持续下滑等危机因素没引起足够重视，继续向传统产业进行资源大量投入。加之“官治金融”状况下银行不加选择的借贷方式形成的错误导向，使大企业的盲目扩张愈演愈烈，危机隐患日趋加重。 再次，科技改革严重滞后。科研体制中长期存在的机构重叠、投资重复、管理僵化和效益低下问题，重产业技术开发而轻基础研究的研究开发结构，迄今仍以模仿为主的研究开发方式等，使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缓慢，基础科技和高新技术储备严重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失去了技术支撑。 政策失误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经济在表面上虽仍能保持高速增长，但内在质量和综合效益日趋低下。据韩国有关部门调查分析，过高的债务和利率负担，使韩国金融负担率平均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两倍，而经常利益率仅占销售额的1%；出口价格指数由1991年的100.3降至1996年92.6，而同期出口物量指数则由109.9上升至215.5；制造业职工人均产值仅及日本的1／3；人均创造的附加值增长率由1995年的19.2%剧降至1996年的1.1%。这表明韩国经济发展已越发陷入“高投入， 低产出”的恶性循环。处于此种状况下的韩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环境较好情况下，依赖多年积累的基础条件能保持一定速度增长，而外部形势一旦恶化，发展自然受阻甚至发生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