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问题：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8%以上。估计明年外部需求下降，内部需求上升，仍旧可以达到8%。我国经济增长率终于结束了长达7年的下滑，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许多人认为7%—8%的增长率是正常的，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应该纠正的，是对于“8%”的僵化理解。 一个数字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率的新理论，是比较“自然增长率”和现实增长率的差距。 “自然增长率”或者称为“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应该能够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什么是最合适的呢？有几个条件：一是企业的设备充分开工，二是库存合适，三是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 四是物价没有加速上升，五是国际收支没有大的失衡。 像我国1992—199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3%，投资上升70%，以钢材为代表的生产资料价格几乎翻倍，刺激大量进口，国际贸易马上出现逆差，人民币黑市汇率达到1∶12，马上跌向1∶15，而标志“通货膨胀率”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滞后1年上升，到1994年上升了21.7%。 同时，交通能源都趋于紧张。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显然是高了，所以政府采取了“软着陆”。 但是，90年代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大量进行基本建设，已经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潜在生产能力。新经济的发展也很快，比如2000年经济增长的8个百分点，其中电子产业增长30%，医药30%，机械11.8%，纺织10%，烟草5.9%，船舶4.3%，冶金2%，电力10%，建材10.5 %，轻工6.5%。信息产业增长最快，不会提高物价。 石油石化产业增长了25%，主要是国际价格增长造成的。钢材产量达到13000万吨， 大大超过国家限产10000万吨的水平，钢材的库存会增加，2000 年生产资料价格提高3.4%，只是恢复性增长，不能够说明通货紧缩已经消除。 大量企业仍旧开工不足，即使生产增长，价格一时也上不去。 垄断价格，包括电力，电讯，汽车，民航，房地产，教育，和各种收费，仍旧有比较大的降价空间，而且必须降价，因为我国收入差距已经非常悬殊，如不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无法启动居民家庭需求。真正能够涨的，只有股票价格和房租，水价。 在物价稳定不能明显上升的时候，我国就业问题却越来越严峻。以失业率无法衡量中国，因为10亿农民并没有正式的就业。城市工人将有3000万下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量知识分子也将面临精简；农民已经有数千万回乡，收入连续6年下降。农民越没有钱， 工业产品越卖不出去，工人下岗就越多。国家发行国债一年多于一年，已经引起许多不安，担心几年之后出现财政危机，陷入停滞膨胀。但是，基本的趋势应该首先判断清楚，目前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大量国内资金和外汇储备用不上，或者流出国外，或者流入股票市场投机。同时国内大量过剩人口（大约2—4亿劳动力）却找不到工作——这一切如果不能够有效解决，仅仅报一个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或者更高，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已经陷入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达到10%甚至更高，但是按照目前的利益格局和政策战略，也只能够维持7—8%的经济增长率。为了让更多的人就业，为了尽快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战略调整。我提出四项办法： 二、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 垄断价格，包括电力，电讯，民航，居民住宅，汽车和药品。垄断价格过高，将减少社会实际货币总需求，居民支付了较高的垄断价格，就会减少一般消费，造成市场价格的下降， 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也调整供求关系，高价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给，低价格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垄断价格的需求弹性一般相当高，价格下调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购买，并产生连带效应：农村电价的降低可以刺激农民购买家用电器，飞机票降价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价可以刺激家具和装修业，通讯费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产品的购买，从而全面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垄断价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整合部门利益以外，主要是垄断价格构成不合理，如机场建设费，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配套费用，实际上是政府将自己应该担负的投资功能，打到价格中向消费者转嫁，强制消费者向这些行业投资，但是又没有承认购买者的产权。应该将投资的折旧部分从产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权力垄断资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败成本”，比如炒地皮，药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应该彻底清除。 为什么必须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比如把飞机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够启动旅游？因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个人，飞机票贵了，居民承受不了。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自1998年开始的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一是外国人（中国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暴富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几乎饱和，而城镇居民买不起住宅和汽车，农村居民买不起家用电器和汽车，这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价格弹性”理论在中国不是失灵，而是有收入分配悬殊的特殊障碍，需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价，价格弹性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 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正常亏损部分应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补贴价格损失。 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