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中的“十七年”中国电影 1949-1966年中国大陆范围内的电影创作与相关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构成中国当代电影史的一个特殊断代，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十七年”中国电影。中国人重史述，有“以史为鉴”、“借古讽今”的传统史观。在它指导下，人们对历史现象与历史事实的发展走向进行梳理分析，对其内在规律进行阐释论说，并在此基础上抒发对历史更替的“兴亡之叹”。电影史的写作也不例外，当“十七年”电影由一种变化发展的“现实”成为凝固沉积的“历史”以后，就一直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历史叙述当中。 “文革”期间，极左政治以极端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对“十七年”电影从政治、文化、艺术乃至道德意义上进行全盘否定。“文革”结束以后，电影界开始对“十七年”的创作和管理进行总结和反思。其开端是夏衍1979年初发表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一文。（注：载《电影艺术》1979年第一期。）1979年9月底，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室主持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电影界首次规模较大的学术座谈会，对建国30年来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此后，1980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从政治上对包括电影在内的“十七年”文艺做出了权威性结论，为人们从历史和美学方面重新评价“十七年”电影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此前后“十七年”电影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但这一时期关于“十七年”电影的大多数话语形态，还不具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史述”性质，因为它们探讨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十七年”期间电影的创作成果，也未涉及具体的编、导、表、摄等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对后来电影创作的影响，对电影发展的历史性贡献等内容。它的价值在于为后来的电影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向度，向世人宣明了如何严肃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使人们的“史识”从极左路线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80年代是电影创作与理论的双重繁荣时期。随着西方电影理论的众声喧哗和精彩纷呈的创作走势的强劲冲击，人们传统的电影观念，乃至电影题材、样式、表现手法、叙事模式、影像风格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在电影摆脱“工具论”思维模式的呐喊声中，人们的电影本体意识空前觉醒，更自觉地从艺术审美，而不是政治传声筒的角度来理解电影的社会本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中国社会面临历史性的经济文化转型。电影学术界的理论视野也得以继续深化和拓展。人们越来越注重正视自身的文化传统，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在世界各国举办。同时，电影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正在逐步确立当中，人们不仅明确了电影史“兼有电影和历史的双重品格”的学科性质，而且在对历史分期的依据进行了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十七年”电影明确归为当代电影史中一个较为独立的历史阶段。（注：参见李少白《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中国电影历史分期》，载《影心探赜：电影历史及理论》（增订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不仅在学科谱系中为“十七年”电影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而且也标志着一种真正的史学眼光开始进入人们的理论思维。在这一阶段理论论争与创作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艺术本体论电影思维，逐渐取代过去“工具论”的电影思维，成为人们考察电影史上诸多电影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的一种普遍立场。 同是这一时期，大量译介进来的西方现代人文理论也为人们提供了考察电影史的新视角、新方法，成为人们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寻求电影理论与史学研究现代化的突破口之一。在此消彼长的学术热情裹挟下，电影史研究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与史学方法取向，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以下几种史述方式： 第一，沿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亦包含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思想等具体内容）的传统维度，从反思政治／艺术关系出发清理历史线索，总结经验教训，探讨艺术规律。这类研究的具体途径是：对纷繁复杂的电影历史现象进行高度凝练的归纳和概括，删繁就简地描绘出电影历史发展的脉络走向。对取得重要创作成绩的艺术家及其代表作进行初步的艺术分析和美学评价。其中，史述的重点在于“十七年”期间风云变幻的社会政治气候给予电影创作的影响。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这一类研究的有形成果开始与世人见面。（注：代表性的著述有：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舒晓鸣著《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出版。）它们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电影史领域的开拓方面。 第二，从艺术鉴赏与美学批评的角度对“十七年”期间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及其代表作，以及一些特定的影片题材、样式和艺术探索进行美学价值重估，对“十七年”期间的某些独特的电影现象进行艺术社会学分析。在方法上，比较倾向于作者批评、类型分析、专题研究的路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武器，结合中国传统美学理论，总结、探讨艺术家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对所涉及的作品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并对其艺术成就给予充分的美学评价。这类研究多数是与某些纪念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十七年”时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艺术家，如夏衍、水华、成荫、汤晓丹、凌子风、谢晋、谢铁骊等大都被包括在内。（注：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崔嵬的艺术世界》（1982年）、《成荫与电影》（1985年）、《论夏衍》(1989)、《论成荫》（1989年）、《论水华》（1992年）、《水华集》（1997年）、《夏衍论》（2000年）等研究文集。另有马德波《导演创作论——论北影五大导演》，周星《论新中国喜剧电影的艺术变迁》，陈山《经典的建构——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的成熟》，黄会林、王宜文《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美学探论》，李二仕《作为艺术探索的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倪震《新中国电影创新之路》，张东钢《新中国电影人物的变迁——现实主义电影表演创作美学原则的流变历程》等论文和研究专著。）这部分成果数量丰厚，研究的纵深较大，方法也比较灵活多样，为史述写作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学术资源。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还比较分散，缺乏整合，至今也没有一部完整、丰满的“十七年”电影艺术史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