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传记影片的创作高潮迭起，有影响的作品不断出现，《廖仲恺》(1983)、《孙中山》(1986)、《周恩来》(1991)、《焦裕禄》(1993)等一系列成功之作的相继问世及其在观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不仅构成了电影创作中一种引人注目的形象，而且标志着我国传记影片的创作正趋于成熟。但是，由于我国传记影片的某些特殊性，使研究者更多地从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角度去分析探讨，而缺少对其特性的美学分析，及对其创作发展过程的概括总结。事实上，作为一种类型片，传记影片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和创作规律。本文拟通过对新时期传记影片创作情况的分析探讨，梳理其发展衍化的过程，总结其创作的成败得失，并从中找出一些应该把握的基本规律，以此来弥补理论概括的某些不足之处，并为后来的传记影片创作提供借鉴。 一 众所周知，传记影片是以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依据，用传记形式拍摄的故事片。就新时期以来传记影片所涉及的题材领域和塑造的人物形象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革命先行者和领袖人物传记，如《吉鸿昌》(1979)、《陈毅市长》(1981)、《秋瑾》(1983)、《贺龙将军》(1983)、《廖仲恺》(1983)、《孙中山》(1986)、《彭大将军》(1988)、《周恩来》(1991)、《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毛泽东的故事》(1992)等；其二，历史人物传记，如《李冰》(1983)、《张衡》(1983)、《谭嗣同》(1984)、《一代天骄成吉思汗》(1986)、《李莲英》(1990)、《刘天华》(2000)等；其三，现当代著名先进人物传记，如《雷锋之歌》(1979)、《孔繁森》(1995)、《蒋筑英》(1992)、《焦裕禄》(1993)等；在上述三类传记影片中，以第一类影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但是，无论哪一类传记影片，都须立足于真人真事的再现和叙述的基础之上。因此，“尊重历史”、“表现真实”应该是传记影片的基本审美规范和创作要求。显然，这是由传记影片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因为传记影片是历史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要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而“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注：左思《三都赋》。）。只有在真实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环境中展示人物的命运，表现人物的个性，才能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同时，由于传记影片的传主大多数为历史上的伟人或名人，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许多身世经历乃至生活故事均为民众所知，故而，任何违背历史真实的描写都会令民众反感，使之无法认同；同时，他们的生平事迹又往往与历史事件联结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无法割裂彼此之间的联系；因为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而历史则是由无数人物的传记构成的；所以，真实地再现传主的生平事迹和个性特色，也往往是对特定历史的体现和折射，而历史是不能随意虚构的。所以，“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记实传真”。（注：转引自周政保《传记写作拒绝虚构》，载1999年10月8日《文汇报》。） 新时期以来，对于传记影片的创作者而言，历史真实是他们追求的首要目标，并已逐步形成传记影片创作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一追求和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新时期伊始，由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普通观众对于电影创作中的真实性都有着极其强烈的要求，他们厌恶和憎恨“四人帮”所推行的“瞒”与“骗”的文艺，迫切希望能在银幕上看到反映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影片，也迫切希望能在银幕上看到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影片，以至于当影片《大河奔流》(1978)上映时，仅仅是周恩来的形象和只有远远一个背影的毛泽东的形象的出现，就使观众非常兴奋。而最早出现的传记影片是《拔哥的故事》(1978)，这部反映广西壮族革命领导人韦拔群早年革命斗争事迹的影片，虽然在传记影片的创作上作了有益的尝试，但并未引起观众的反响和好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电影创作还未能突破旧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规范，艺术上也缺乏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全面落实，文艺创作上的一些禁区被打破，传记影片的创作也开始兴旺起来，并突破了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较多的创作者本着正确的历史态度、历史观点与历史胆识，急于也勇于揭示历史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在银幕上塑造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物形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历史真实成为他们进行创作时的指导原则与追求目标。特别是八十年代初，巴赞的写实主义理论和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的学说在我国电影界受到普遍重视，它们和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电影美学思潮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实美学。受此影响，传记影片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美学风貌，相继出现了诸如《陈毅市长》、《廖仲恺》、《谭嗣同》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成功之作。这些影片的创作者普遍认为：只有充分尊重历史事实，才能真实地再现人物、事件以及时代环境，使影片产生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而他们在创作中也注重采用纪实手法，以凸现历史真实。例如，《廖仲恺》的导演汤晓丹就提出，创作中要追求“在真实中的美，在美中的真实”；他认为，“真实是传记片艺术魅力的首要条件，也是自己的艺术追求”。（注：汤晓丹、周斌《历史，镌刻在银幕上》，载《电影艺术》1996年第4期。）而他在这里所说的真实，不仅包括历史真实，也包括艺术真实。至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孙中山》的问世，创作者则进一步强化了艺术真实，并追求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融合。这种创作追求也贯穿于九十年代传记影片的创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