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道主义精神 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电影悠久的传统，郑正秋、张石川的早期电影作品，如《苦儿孤女》、《好哥哥》、《小朋友》、《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小情人》等影片中，一以贯之的就是人道主义思想：同情贫苦妇女、儿童，赞美他们的善良朴实，揭露罪恶势力和社会黑暗，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对人性的摧残进行攻击和批判，呼吁尊重妇女，爱护儿童，给人身以自由，使人性得以解放。他们提倡普及教育，主张用道德说教和伦理感化的办法，来改变人，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期望用人类之间的互助精神或普遍的爱，来达到一种善的张扬，用以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改善社会秩序。而三、四十年代的进步电影始终呼吁着人的平等和对于人的尊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春蚕》中，作者对于荷花的处理；《女性的呐喊》中，叶莲争取作人的地位的斗争；《迷途的羔羊》中，对流浪儿童命运的同情，都证明了这一点。吴永刚的《神女》渗透着人道主义激情。由阮玲玉扮演妓女这一人物。当她争取作“人”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后，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忍辱含垢活下去，积下几个钱，让儿子念书，但仍不为社会所容。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渗透在影片的全部，强调提出了人的平等、人的权利，特别是儿童的同等受教育权利。而影片中的由叉开的双腿组成的“人”字下妓女的惊恐面孔这一堪称经典的镜头，其中深刻的人道主义内涵，更是被不断地阐释和引用。同样的人道主义情怀，也表现在其他许多电影艺术家们的作品中，袁牧之的《马路天使》通过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吹鼓手、报贩、剃头匠、妓女等——生存图景的真切展示，传递出了一种深刻的人性的或人道主义的关怀，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相濡以沫和苦难中产生的真挚爱情，对新生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正是这种深切的人性关怀，使这部影片至今仍发出夺目的光辉。同时的费穆，“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是近代的人道主义。《天伦》的‘爱他人’的题旨，《小城之春》中妻子最后还是留下来照顾生病的丈夫，《人生》中对于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人生态度的肯定，特别是人的利他行为，做了含蓄的称颂。”（注：李少白：《影心探赜——电影历史及理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5月，第228页、229、130页。） 类似的人道主义诉求也表现在新时期的电影中。经过了十年的疯狂，电影艺术家们在短暂的“疗伤”后，开始对被颠倒了的价值观念进行清理和反思，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人”的思考和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新确立。这一类的电影作品在新时期占了很大的比例，也构成了当时整个中国文化新景观的重要一维。 取材于长篇小说《桐柏英雄》，由张铮导演、黄建中副导演的电影《小花》，其鲜明意义，就在于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人和人情、人性的探寻。正如黄建中所说：“《小花》的创作和拍摄，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都带有一定的‘叛逆’性质。它既不是军事科教片，也不是某一辉煌战役的记录，它不负有表现某一战役思想的任务。它只是通过三兄妹的命运，谱写了一首革命战争的抒情曲”，（注：《思考·探索·求索——影片〈小花〉求索录》，《电影艺术》，1980年第1期。）这里面，自然包含了对所谓“革命战争”题材的观念的新变化。事实上，在电影《小花》中，战争只是一种背景和依托，它更为重视的是人，是战争中的人，是战争中人的命运。他比较了影片与原著《桐柏英雄》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小说《桐柏英雄》是通过英雄人物来歌颂革命战争的。在影片中，我们则选取通过人物的命运来歌颂革命战争。”侧重点的不同，深刻地影响到具体表现方式上的不同。因为，通过英雄表现战争，势必要正面描写战争，“势必要有较大量的篇幅描写战略战术、战役思想、战争的进程，而通过人物的命运表现战争，则可以省略直接和正面描写战争的篇幅，从而凸现出人的形象。不用说，这一策略选择与当时遍及文化艺术界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潮是合拍的”。（注：《思考·探索·求索——影片〈小花〉求索录》，《电影艺术》，1980年第1期。） 正是这种选择，确立了影片新颖的主题，也确立了影片独特的风格，也正如其片名一样，成为了整个国家走向新春的“报春花”。 这只“报春花”虽然亦曾遭受风吹雨打，但最终却引来众花齐放，形成中国电影史上值得书写和怀恋的一页。在《小花》之后，一大批以“人”为主题的影片纷纷面世，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对刚刚过去的那一段不堪回首岁月里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践踏的控诉和反思，更是久被压抑的人的自然本性和文化情结的反弹。中年一代的《生活的颤音》（滕文骥导演）、《婚礼》（段吉顺导演）、《泪痕》（李文化导演）、《春雨潇潇》（丁荫楠、胡柄榴执导）、《樱》（詹相持、韩小磊导演）等，“或以寓言式的讽刺剧框架，或以纪实性镜像的载体，或以悲壮性沉重的艺术笔触，从社会小人物所承受的精神压抑、心理扭曲及其觉醒、抗争的角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一幅幅‘文革’岁月里风雨如晦、地火不熄的历史画卷。”，（注：黄式宪：《‘镜’文化思辩》，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0月，第5页。）年轻一代的张艺谋的《红高粱》，不啻为一曲生命礼赞。它在带有某种村野气味的环境中，在抗日背景之下，以一个边远小酒作坊老板娘“婚事、情事”的故事叙述，讴歌了人的劳作、人的力量以及那股容不得任何欺负的生的气概，在轰轰烈烈的红高粱酒的飞溅中，我们的生命也随之高扬而升腾，张艺谋终于在一个老故事中，翻出了新意，赋予了它文化的含义。同样的主题，几乎为这时期所有电影表达或涉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