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章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094-09 一、民间制片人与政府同时发现影戏的社会传播功能 电影产生于西方，融文学、艺术、音乐、舞蹈、摄影和科技等为一体，是一门综合艺术，西方人自己很喜欢，传入东方后，东方人也很喜欢。19世纪末电影在西方诞生不久，就被西方人介绍到中国。而且一到中国就被中国人喜欢上，很少听说有反对电影艺术的，这在文化传播上尚属特例。19世纪末中国很羸弱，而西方列强又很霸道，因此凡西方的东西，照例会被先反对一阵，电影却又例外。中国人不反对电影艺术大概同中国人内心丰富的情感分不开，中国古代就有皮影戏和各种地方戏，乡里城里逢农闲日、节庆日，或做祭祀、还愿活动，差不多都喜欢演点不同形式的戏。顾颉刚先生对戏剧在中国的悠久性和普遍性这样说过：“戏剧之兴，……上古用在悦神，其后流为俳优，渐以娱人”[1]。因此，“戏”是中国民众非常熟悉的艺术形式，同时也可以说有很深的民众基础。恐怕也是这个原因，中国第一部电影，所拍摄的就是“戏”。它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由北京丰泰照像馆的老板任景丰拍摄的，影片是《定军山》，乃是《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主角是由我国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出任的。这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加上谭氏的出色演技，一炮打响，当时在社会上就产生很大影响，经济效益想来也不差。接着丰泰照像馆又拍摄了《长板坡》、《青石山》、《收关胜》、《白水滩》、《金钱豹》等影片。据说当时看电影的人之多，须用“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形容，以后这些影片还运去江苏、福建等地放映，观众热烈欢迎之势也不亚于北京。这是西洋光电技术、摄影技术同中国艺术、中国戏剧文化接合的成功，这种成功反映出当时民众找到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同时说明电影文化传播具有极大的民众市场。 这使得一些有正义感和有志向的文化人，有意将电影作为一种事业来做，像当时的张石川、郑正秋、洪深等人就是这种人，这是些很聪明、有眼光又具有开拓精神的人。 当然，这种事要作为“事业”来做，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道德问题。解决经济问题是吃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解决道德问题是社会接纳并体现责任感的需要。电影受民众欢迎的程度，使得市场不成问题，经济问题可以赖此得以解决。王国维先生亦认为，中国戏剧离不开演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同时还要歌颂仁、义、礼、智、信[2]，文人知道中国老百姓喜欢这些内容，当然，文人或多或少也受这些内容的影响，加之中国文化向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内涵在支撑人的活动，因此，作为“事业”的事自然就有这个道德意识在内，于是道德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换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做事的人不甘“平凡”。这样，当时的张石川、郑正秋、洪深等人，从电影受广大民众欢迎这一点认识出发，便自发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电影制作、放映的社会责任问题。 郑正秋曾在专谈电影的刊物《明星特刊》上发表自己的论点，认为电影和戏剧的制作，“最高者，必须含有创造人生之能力，其次亦须含有改正社会之意义，其最小限度亦有批评社会之性质”[3]。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做，当时他为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写的我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就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影片。而其他人如洪深和张石川等也都认为，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 民间个人和民间组织皆以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发现电影的社会传播功效，并加以利用和创造，这一点对推进电影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大概因文化和环境使然，政府也发现了电影的社会传播功效，只是政府的看法和做法与民间的不同。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首先并不简单地将电影仅看作只具娱乐功能，而是用了一个非常政府化的概念，在政府的文件上称电影有“通俗教育”[4]的功能。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有一个“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影和戏剧的内容都属这个通俗研究会管。而国民政府又有更进一步的看法，将电影不仅看作有通俗教育的作用，还看作有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因此，国民政府对电影的管理就更严、更复杂。管理单位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内政部、教育部。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又有一个称作“电影剧本审查委员会”的组织专管电影和戏剧内容。从蒋介石到身兼行政院长和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司法院长戴传贤、内政部长黄绍竑、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人都管过电影，似乎，只要是在这个位子上的人，都要抓电影和戏剧方面的事；除此之外，一些特殊的地方，如上海、南京，还要市长亲自抓。电影被这些重要单位和重要人物来管，主要是因为电影具有非常强的社会传播功能，电影在西方更多的是向技术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则是向思想意识方面用功。所以当国民政府注意到电影的社会传播功能的时候，同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有效利用它的社会传播功能来宣传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控制其意识形态的传播。行政院的一份文件是这样看待电影的：“惟此种娱乐……关系党义宣传，亦至密切。党部参加审查，自属必要”[5](P344)。从这份文件的用词不难看出，电影的作用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当局是一定要加大力度管理的。当然，与此同时对电影的认识也就被人为地抬得越来越高，上述文件是1930年的认识，到了1933年政府对电影的社会传播功能又有更深的认识，被看作是可以为国家和社会谋“幸福”的工具。当时行政院有关“不得摄制阶级斗争影片”的文件这样说：“电影事业，对民众教育影响甚大，载舟覆舟，惟在取舍，……必求电影业与政府合作，为国家与社会前途共谋幸福”。电影被政府抬到这样的高度，其直接效果就是，电影业在当时就不是民间可以随意发展的行业，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也不是随便的事情。电影一事变得非常的严肃和谨慎，且必须配合政府的意图行事，如若不然，就可能自找麻烦，政府明文告诫，“切勿玩忽，致干未便”。但是，为使电影有利于政府的控制和利用，国民政府又出台一些鼓励政策，这就是1932年12月先后颁布的《国产影片应鼓励其制造者之标准》和《我国所需外国影片之标准》。在政府看来，凡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影片就可以映演，也就是政府认可的“良片”。由此可以看到，电影在中国近代有着另一番耐人寻味的较特别的状态和命运。最直观的情况是，政府和民间对电影的社会传播功能有着极不同的态度与方式。民间主要是按照民众喜欢的方式和内容，扩大市场需求以满足民众对娱乐文化的需要。而政府则是根据自己的政治要求来控制、调整和诱导它的存在，这是近代政府对电影管理的最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