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电影评论的起步(1949-1952) （一）电影评论指导思想的确立与影评园地的开辟 由于中国社会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中国人对电影之认识的特点是，一般只乐于或善于对个别影片与具体的电影现象发表议论，而对于涉及到电影的本质、本性、创作方法等方面属于宏观把握的理论问题，则缺乏深入系统地进行理性探讨的兴趣和习惯。1949年前中国电影理论与评论状况大抵如此，进入到新中国电影时期，在这个问题上也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过，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全面展开，以宣传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与评介国产影片，消除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影响为己任的电影批评，则比较活跃，并对电影创作以至电影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加强与统一指导电影评介工作，建立不久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在1949年12月作出的来年工作计划中，提出了“准备成立一个‘电影宣传委员会’，以进行对苏联影片及国营出品的有计划的经常的宣传”（注：引自《新中国电影大事记》(1948-1952)第22页，电影局“党史办”编。）的计划。195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在北京市电影宣传联席会议上作了《努力作好电影批评介绍工作》的讲话，阐明了电影批评的意义。他说：“做这项工作是为了向观众介绍电影，帮助已经看过电影的观众进一步了解电影。宣传，也就是批评，肯定大家的工作成绩，鼓励大家对电影进行宣传介绍工作，要有满腔热情和充分责任心。”（注：引自《新中国电影大事记》(1948-1952)第33页，电影局“党史办”编。） 当时有一篇关于影评工作的文章，颇能代表领导对影评功能的看法：“电影批评，应当是电影观众的教师或指导者……鉴赏作品最重要的标准是对内容的判断。艺术评价服从于政治的标准。批评家应帮助电影作家严格地审查其艺术创作的道路……影片上演又必须倾听和发扬工农兵群众中的正确意见。”（注：黄钢：《加强电影批评的严肃性、战斗性和群众性》，载《文艺报》1951年11月10日。） 为了给电影评介文章提供园地，1950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电影》半月刊，编委有夏衍、于伶等十八人，由梅朵、王世桢任主编。不久，即1951年1月，由中央电影局主办的《新电影》月刊在北京创刊。1952年，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编辑的《电影艺术资料》问世。与此同时或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等全国性报纸及许多地方报刊，也陆续开辟了影评专栏。随着影评工作指导思想的确立与影评园地的开辟，电影评论工作便逐渐开展起来了。应该说，这时的影评活动，是在继承三、四十年代进步影评与解放区的文艺评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得也是比较活跃与卓有成效的。当然，如加以历史反思，问题也不少。主要问题是把应该以平等争论、批评解决的学术、艺术问题，当作不允许答辩的政治问题加以批判，而且有时还采取了“政治运动”的方式；与此紧密相连，是批评观念的偏狭，只看重影片的思想内容与“现实意义”，而忽视对作品艺术形式上成败得失的分析。上述评论倾向，在对电影《武训传》及私营电影厂的其他出品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二）发轫阶段电影评论与理论的三个特点 1.群众性的口头评论 每当一部新影片（主要是苏联影片与国营厂出品的影片）上映后，一些电影报刊尤其是《大众电影》，便举行座谈会，邀请以工农兵为主的或与影片内容涉及的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士进行“观后感”式的口头评论。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电影的“读者来信”，多数内容是讲述自己如何从影片中受到思想教育的，但也有不少尖锐的批评性意见。影片是否能使人们受到教育，其中的人物与情节是否符合实际生活（或历史生活），是群众影评的主要参照系。在当时所有工作部门都要走群众路线，所有干部都必须具备群众观点的情况下，群众影评对电影创作、电影市场以至电影政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2.文艺工作者的书面评论 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大多数影评文章，主要出自于专业文艺工作者之手。他们努力以马列主义文艺观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针，对影片主要作意识形态性兼及某些艺术性的分析，很少触及电影本体层面上的问题。这些影评在推荐“进步片”以苏联影片及国营厂出品为主体），批判所谓“消极片”，消除“反动片”这三个方面，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时，影评人大多为搞文学与戏剧评论的，能够称得上专业影评家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有一定影响的影评人有：钟惦棐、梅朵、黄钢、贾霁等。钟惦棐关于苏联影片《无罪的人》、梅朵关于《刘胡兰》、侯金镜关于《保卫胜利果实》、陈荒煤关于《桥》、王朝闻关于《葡萄熟了的时候》等影片的评论文章，都较有见地，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当时，能够超越具体影片而对电影的方针政策提出独特理解的评论文章，是出自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史东山的《目前电影艺术的作法》（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7日）。他在此文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应该不只是写工农兵”，“对于为工农兵的利益而参加斗争的同盟军”这类人物，也应当予以表现。如果决策者能采纳这个意见，那么，当时的电影题材、风格、样式，当会比较多彩。遗憾的是，他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后来还受到批评。 3.创作经验总结 从总体上来看，这时的电影理论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即创作经验的总结报告与电影艺术基础知识传授阶段，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文章很少。在艺术经验总结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陈波儿于1950年3月25日发表在《文艺报》2卷1期上的《故事片从无到有中的编导工作》一文。此文虽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影理论，但对当时的电影创作提出了一些理性思考，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理论价值。文章不仅对1948-1949年解放区的电影创作状况作了初步的总结，还提出了对当时电影创作产生了影响的一些美学主张。如她在此文“方针的提法”一节中提出：“要树立新的风格，反对脱离内容的技巧卖弄，提倡朴素，提倡从纪录片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故事片”。在“如何表现新中国”这一节中指出：“剧本主题思想需要更高度和紧密的结合全面性政策（原文如此）；关于题材之选择与确定问题，……不管写工人也好，工程师也好，一般干部也好，我们主要是综合最好的典型来写；表现人物……我们国营厂的作品，既然是表现新国家中的轰轰烈烈的事件，因此其中人物不但要能够表现他们高度的思想性，高尚的民族品格，而且在形象上要选择健美的，活泼愉快的……”陈波儿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原则，在这里提出的以张扬阳刚之美与对人物进行集中概括为核心的美学主张，对当时以至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类尚未升华为电影理论，但已孕育着理论胚胎的“艺术创作总结”，还有由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编剧总结小组写的《1950年电影剧本创作总结》（刊于1951年10月9日的《光明日报》）。这篇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总结”，着重阐述了当时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关于写新人物新生活的问题；关于艺术和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批评了“从概念出发”、“从事件出发而不从人物出发”等创作倾向。总起来说，此文比较重视艺术规律，但也有教条主义倾向，例如对《翠岗红旗》的错误评论。此外，在传授与普及电影艺术基础知识方面，阮潜（伊明）于1948年编写的《电影编导简论》（人民出版社 1949年出版）、顾仲彝著的《电影艺术概论》（群益出版社1950年出版），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