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炒热播的《大宅门》在高收视率的动人景观背景后，遮蔽着一个严峻的现实——《大宅门》里的文化，精华与糟粕同在。那所谓的“气势恢弘、荡气回肠的家庭画卷”里，精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传统的中医药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赞颂了北京城里工商界上层人士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糟粕则在于，面对大宅门里沾染有资产阶级血腥味的封建秩序，面对这种秩序下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编导者其实是在顾影自怜式地自恋，在自怨自艾式地自叹，他演绎的是他记忆中的昔日的辉煌，叩响的是徘徊在脑际的过去的回音，唱出来的恰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半是挽歌。 一、是现代版的《红楼梦》，还是中国版的《豪门恩怨》？ 郭宝昌最初想写这个故事，“是想揭露这样一个封建家庭，想揭露我父亲残暴的剥削本性，揭露我母亲受压迫的悲惨命运”；“想弄一部和《资本论》一样对照着看的中国资产阶级剥削的血腥史”；“要告诉观众，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些人，曾经这样地活着。《大宅门》折射了大千世界，映照了一个民族。”大概就是根据这样一些说法，一些媒体将《大宅门》誉为“带着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的烙印向荧屏走来”的“一部讲述大家族兴衰的现代《红楼梦》。” 现在看来，《大宅门》中“家庭史”和“社会史”的融合并不成功，在《大宅门》中，家族史只是社会史的符号，社会史只是家族史的点缀，既说不上什么折射大千世界，也不配称作是对民族的映照，它只是封闭在白氏家族的大宅门里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家庭成员们一己的悲欢，并把悲欢看作了全世界。仔细观看全剧，就会发现，即便是弘扬中医药文化和歌颂抗日情怀，也因商场厮杀、靠田木帮助闯关东运药等情节而有所稀释。不管郭宝昌承认不承认，历史仿佛给他开了个玩笑，40年过去，回头看，他真的初衷不改，还是在为他心目中的“太阳”、“中国男人之楷模”树碑立传。这样一部电视剧，怎么能称得上是现代版的《红楼梦》呢？论内涵，凭境界，说它是中国版的《豪门恩怨》，也就差不多了。 二、是“叛逆者”的颂歌，还是旧秩序的挽歌？ 按郭宝昌的说法，他是要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在大宅门的重要体现是白景琦——唱颂歌。白景琦青少年时确实是叛逆了几年，被赶出家门闯荡山东是一个明显的象征。然而，他的叛逆并没有指向封建礼教的秩序，从济南重回大宅门，便是又一个象征。在大宅门这个包裹着忠孝节义等封建礼教的文化氛围中，在白萌堂、白文氏的榜样感召下，他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叛逆”、去张扬个性了。他能作的，是为了“向老太太有个交待”去抢走杨九红的女儿，至于杨九红怎么样则是第二位的，即使是杨九红告诉他白文氏错了，他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错了也得听！”道理很简单——“那是我妈！”如此等等。 《大宅门》所创造的审美价值，根本就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郭宝昌是写自己的家族，但他无法跟《红楼梦》攀比，曹雪芹把自己家族的故事写出来，是告诉读者，他所出生的那个家族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必然会走向崩溃！《大宅门》也无法跟《家》《春》《秋》攀比，巴金用自己家族的故事写小说，是要对那个家庭和它所代表的社会喊出一声“我控诉”，而《大宅门》只是在用自己家族的故事为封建秩序唱挽歌。或者说，“半是挽歌”。 三、强调真，还不能忽略了善，乃至于忘却了美！ 用《大宅门》为白景琦树碑立传，为他所维护的封建秩序唱挽歌，当然表现了编导的一种价值判断。郭宝昌就说，像他们“老爷子”，白景琦的原型，“活得那么明白，生活、事业、金钱、女人无一不优秀”，“全都依着本心，作了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一切，他是彻彻底底活明白了。”郭宝昌甚至讲，“我们‘老爷子’去世以后，一点儿不夸张地说，全世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优秀的男人。”“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已经很少见了，我觉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就该衰败了。”这样的价值判断，到了剧中白景琦的扮演者陈宝国那里，成了他对角色的定位。 我们对白景琦的“生活、事业、金钱”都不说，单看那令白景琦“生活斑斓”的四个女人。爱上仇人家女儿黄春，战乱中私定终身，未婚先孕，倒真显出白景琦的几分叛逆精神。后来，白文氏虽然认了儿媳，却又因大逆不道而把他逐出家门，白景琦带黄春奔赴山东，这也可以说是“优秀”。可是后来，黄春被他堂姐送回北京生孩子，一个偶然的机会，白景琦见到了绝色名妓杨九红，呆了，傻了，“痴情”得魂不守舍。接下来，他挥金如土，青楼买春，与提督府老爷子争风吃醋，逞凶撒野。说这种“嫖妓宿娼”并不优秀，不过分吧？等到杨九红死心塌地跟了他，回到北京生了孩子，他又听从母命，收了槐花。再往后，等到杨九红带着槐花去东北押运药材，白景琦又是挑逗，又是引诱，再加上权势，把年龄相差悬殊的小丫头香秀抱上了床，你还能说他“优秀”？到最后，逼死了槐花，冷落了杨九红，娶了李香秀，至少是他喜新厌旧，用情不专，全无一点男人的责任心，哪里还说得上是“最优秀的男人”？要是这样就算“优秀”，那《大宅门》又是在向观众进行什么样的“启发”和“教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