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后现代”这一歧义丛生、众说纷纭的词语，还仍然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徘徊，还没有谁能给予“她”准确的命名和力折众议的回答，但作为一种文化参照，这一源自于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却让我们触摸到了九十年代中国本土文化的倒影，一种不同于八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文化突变。这种文化突变是与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转换相伴而生的，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从历时的角度看，我们不可能把九十年代由于中国自身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带有新的质素的文化完全等同于西方六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本土文化便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抗／碰撞、拒斥／容纳的互动语境中艰难地成长，从某种程度上说，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仅仅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因此，研究中国自身的文化现象，我们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也离不开世界文化的参照。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背景，本文企图探讨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创作中的后现代特征。伴随着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发生了新的巨大转折，并以最快的速度构置了一段段戏剧般的换幕经验：原有的意识形态神话逐渐解体；五·四以来的文化“现代性工程”也趋于式微，与“现代性工程”相伴而生的“现代性神话”也遭到质疑；（注：参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试论中国电影传统中的“现代性神话”》，载《电影创作》2000年第4期。）贵族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启蒙文化逐渐让位于世俗文化、娱乐文化；本世纪以来人们那种高昂的政治热情、崇高的文化理想、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求逐渐让位于世俗人生、日常实践和对物质／本能欲望的当下满足，一种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新的文化语境在中国大地出现了。这种文化语境的变迁无可置疑地影响到九十年代中国电影文本的创作，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还是文本的修辞层面、美学层面，它们都构成了对中国电影传统的弱化、转换、消解或反拨，也促成了九十年代中国电影格局的进一步多元化、复杂化，在这种多元的格局中，部分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发展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意识形态策略、叙事策略、修辞策略，比如九十年代的主旋律电影；部分影片采用个人化的叙述，关注个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弱化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意识形态特征，比如九十年代的新生代电影；还有一部分影片则直接对中国电影传统构成了全面的解构，比如《埋伏》、《顽主》、《三毛从军记》等影片，这种类型的影片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笔者也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叙事策略等方面对影片文本所隐含的后现代特征作一些探讨和反思。 一、解卡里斯马人物 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后现代文化语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电影的“现代性神话”遭到了质疑，“现代性神话”的叙述中心“卡里斯马人物”（注：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页。），作为文化整合时期的产物，在具有解构倾向的后现代语境下，也无可避免地遭到颠覆与解构。虽然从八十年代开始，具有英雄光环的卡里斯马人物（正剧／悲剧英雄）在一定程度上已遭到解构，《巴山夜雨》中的秋石、《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成了悲剧人物，《乡音》中的陶春、《人生》中的高加林、《黑炮事件》中的赵书信成了泛悲剧人物，卡里斯马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影片文本中已失去了神圣的感召力与原创力，有的甚至被历史、被自己所属的集团所误解，从而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但他们自身是统一的，他们作为英雄或常人的品性并没有遭到解构。同时，他们政治上的失意却在家庭、爱情方面获得了补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卡里斯马的解构是有限的，卡里斯马在失去其政治英雄、革命英雄的光环的同时，却凸显出了其隐含的人性与道义的力量，它更能激起观者内心的震撼，因而，这种魅力更真实、更持久。 比起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卡里斯马人物的解构，这里的“解卡里斯马人物”具有更为彻底的含义，它意指对卡里斯马人物及其所负载的意识形态的解构或消解，消解的目的并非要建构一个新的中心，消解本身便是目的，通过这种消解，卡里斯马魅力四处播散、支离破碎，因而凝聚不起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从而使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呈现出一定的后现代特征。 解卡里斯马人物大量出现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文本中，《红灯停绿灯行》中的“吸毒英雄”；《埋伏》中遭遗忘的“英雄”叶民主、徐科长；《红色恋人》中的“革命领袖”靳；《有话好好话》中“帮倒忙”的张秋生；《唐伯虎点秋香》中“武功卓绝”的唐伯虎；《顽主》中的“作家”、“教授”等等。如果说这些人物对神圣崇高的“卡里斯马”的解构还主要依赖于文本的叙事，人物本身并不具有自觉的解构意识，那么，在九十年代的另外一些电影文本中，却存活着另外一类人物，他们对体现了神圣、崇高、理想等价值体系的“卡里斯马”的解构却具有相当的自觉意识：《上一当》中“没有一点正经”的中学教师刘杉；《顽主》中开“三T”公司的于观等人；《甲方乙方》中开“好梦一日游”公司的杨仲等；《大撒把》中的顾彦；《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李冬宝，《不见不散》中的刘元。这些人物幽默机智而又无所事事，调侃着别人又嘲笑着自己，消解着一切严肃的事物而又不付诸于行动，生活中处处不顺而又不悲天悯人，处处显得高人一筹而常常露出马脚，他们用游戏化的方式消解着现实的挫折与无奈，消解着生命的激情和对个体／民族／国家的责任，消解着一切对真、善、美的追求；同时，他们将庄严神圣的革命话语挪用于九十年代的世俗化语境中，消解了话语本身的崇高与神圣，造成了一种喜剧效果，同时也释放了观众压抑已久的破坏／颠覆本能。由此，我把九十年代的解卡里斯马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反型人物，另一类是游戏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