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1)02-0050-08 2000年，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了六部军事题材长篇电视剧，从千禧年的开篇之作《突出重围》开始，接下来是《女子特警队》、《壮志凌云》、《惊涛》、《光荣之旅》，直到岁末的收山之作《波涛汹涌》。这几部电视剧的总集数是103集，而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段全年播出的电视剧约为250-260集，军事题材占总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强，如此密集地播出，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以至于有记者惊呼：“军事片的狂潮来了。”实际上这股“狂潮”的形成绝不仅仅限于这一两年，如果我们再看看前几年创作的《潮起潮落》、《雪震》、《和平年代》、《红十字方队》、《英雄孟良崮》、《济南战役》等作品，就会理解，“狂潮”的出现绝非偶然。那么这股“狂潮”给军事题材的艺术创作带来了些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呢？这即是本文所要探求的问题。 一、凸现科技强军、质量建军主题 近年来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一点就是创作者对科技强军、质量建军大潮的追逐，许多作品尽管题材内容、风格样式有诸多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地传达出一些科技建军、科技强军方面的信息。换句话说，就是军事题材电视剧的“现代化”含量大大增强了。 这个“现代化”首先表现在创作者思想观念、审美取向的变化上。“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是由伟大领袖在战争年代提出军队性质定位的准则。然而进入和平年代以后，战斗队的内容实际上已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削弱了，军队更多地是在履行“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能。“工作队”在“文革”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雷锋叔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让人们看到了军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风采，但同时，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也令不少人头脑中的军事弦松了不少。六十年代中期的惟一的一次尚武尝试——大比武，仅仅开了个头就被“突出政治”扼杀了，而它的倡导者更在不久即遭到了灭顶之灾。八十年代以来，在“本世纪（后二十年）无大战”的整体思维中，军队要打仗的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淡漠，有些人甚至只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才会想到军队，想到亲人解放军。 在这样的环境下，军事文艺中“历史”与“现实”的不平衡现象，差不多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即使是一些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如何反映现实世界的军旅生活也充满了困惑，因而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是穿着不同样式军装的“雷锋叔叔”，是不同年代的好八连，除此之外，好像军事题材已不能给我们提供更新鲜的主题。 也许因了“文革”中军队地位的畸形膨胀，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又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失落。社会整体道德观念的改变，一段时间内，人们理想、信念的偏失，军队物质待遇相对低下，使得人们对军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军人形象贬值，甚至有人把军人作为冷嘲热讽的对象。这些都使得军人的自尊受到伤害，于是一批军队作家奋起对抗这种状况，他们颂扬军人的牺牲精神，歌颂军人的无私奉献，呼唤人们的理解，其中最典型的是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的欠帐单一下子触动了军人的内心伤痛，引起社会极大的同情。根据朱苏进的小说《射天狼》改编的影片《道是无情胜有情》通过一个炮兵连长在家庭与部队责任中的两难选择，提出了“军人的奉献岂止在战场”的观点，揭示出当代军人的生活窘况，也引起部队官兵强烈的共鸣。由此形成了贯穿整个八十年代军事题材文艺“牺牲与奉献”的主题，不同类型、不同体裁的作品传达着同样的信息，有些作品还将内容延及军人的家庭，通过军人的妻子儿女来表现这一主题。我们不是反对谈军人的奉献，事实上这种牺牲和奉献精神从来就没有缺失过。但我们却不得不问自己，这就是中国军队应有的状况吗？这就是我们应该向世人展现的军队形象吗？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给中国人带来许多新思考，两伊战争、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军队的职能，军队应该怎样面对现代化战争？军队能否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尤其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科技建军、科技强军，打赢高技术下局部战争的口号，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步入新的时期，而这些都使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潮起潮落》、《大漠丰碑》、《红十字方队》、《牧云的男人》、《驱逐舰舰长》、《士兵今年十八九》、《笑傲苍穹》、《预备军官》等长、中篇连续剧都从不同的方面显现出军队加强现代化建设的信息。 1997年广州军区摄制的20集电视剧《和平年代》是一部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品。作品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理解，剧中清楚地表述了“和平是对军人最高的褒奖”的思想，对和平时期军人所做出的牺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满腔热情地赞美了默默无闻的军人。作品中通过塑造秦子雄这个人物高扬了军人的崇武精神，并且通过对其精神品格的高度理想化，将军人从被人怜悯的泥淖中拉出，使之重新获得崇高感。 对军队整体建设思考更深刻、更有力的一部作品是成都军区拍摄的22集电视剧《突出重围》。这部作品堪称近年来军事影视剧的重大突破。创作者敢于直面现实，直面军队建设中的诸多矛盾，明确提出军队能否打赢战争的问题；并且基于这个大前提，来思考、构筑作品的主体。该剧通过一场近乎真实的现代战争来探讨人民军队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从正面的、直接的、真枪实弹的演习场上（在和平年代，演习场就是军人的战场）对当前我军的整体建设做全方位的考核。创作者阐述了“军人本体论”的思想，认为军人在存在就是为了战争，军人的世界中没有“和平”这个字眼，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中的空隙。强烈的悲剧意味，由此引发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是这部作品最为可贵的精神内核。本片导演曾两次参加边境作战，对现代化战争有着切身体会，他坦言，拍这样一部片子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作品没有回避部队现实中的矛盾，包括指挥员观念老化、个别干部腐败变质等等，通过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主力师在演习中几次失利的故事，引发人们思考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并且引申出更深层面、更具普遍性的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