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种描述：媒体炒作时代的电影批评现状 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似乎成了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曾经在80年代意气风发的批评家纷纷“退隐”，批评的缺席成了相当普遍的影坛现象。批评界本身的独立性、自主性不断受到形形色色的外力的威胁，其中最可怕的外力，要算是媒体了，而媒体又受制于其他权力，因此，“聪明”的批评家就不失时机地“投靠”了媒体，并且很快就转换了自己的“角色”。那几个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不断露面的批评界“权威”，倒是应验了“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五分钟名人”的话，一直在说知识分子失语，这其实是一个错觉。有些“权威”一直在当代公共舆论的空间里说话，用学者戴锦华的说法就是“语词奔涌的失语”，在媒介的权力和权力的媒介恶性结合的聚光灯照射下，有些专家批评家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清醒的立场。《爱情麻辣烫》出来的时候，有的专家认为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走出困境的最佳样板，1998年大学生电影节上，评委会中的有些人要把大奖授予它，但是，其中有个评委、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女导演就提出了异议，她不懂这样一部只是表面形式花哨的时尚电影何以在中国成了“新”的电影？为什么中国电影缺乏这样基本的判断？确实，在年轻导演张扬的电影里，可以发现有很多优点，从观赏的角度说，它很好看，很煽情，更重要的一点，因为中戏毕业的背景，张扬的电影，在剧作上很讲究起承转合和高潮，试图用一种精致的方式说话，但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部影片的缺陷，就是影片编造的痕迹很重。同样的“误读”也出现在电影《美丽新世界》的研讨会上，某位资深的电影理论家，迫不及待地说这是又一部《马路天使》，它的出现标志着“新市民电影”的诞生，我们且不说《美丽新世界》和《马路天使》比较，它在人性的剖析、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以及表演的鲜活等方面的差距，如果硬要和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接上气，还不如举香港电影《新不了情》的例子更确切，至少那里面有很活泼的市井生活的描述。如果这位资深理论家的这番论断仅仅是对年轻的电影人的鼓励或呵护，那他的“良苦用心”另当别论，我们也不愿意就此下结论，判定一个成名已久的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审美知觉。因为，所有的批评家都有盲点，当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的《八部半》在1963年公映时，美国和欧洲很多严肃的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自我放任、没有一定的形式、甚至前后不连贯而不予考虑，但是在1972年对国际评论界所做的一次调查中，《八部半》却在他们的十大影片名单上排列第四。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只有新闻炒作，真正的电影批评家越来越少，而令人担忧的是职业批评家却不断涌现，职业批评家是靠这吃饭的，更关心的是红包的厚度，从他们的口中已经很难听到真实的声音，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立的品性，不要说审美的知觉，有时连起码的道德的知觉也没有了。说得更严厉一点，他们已经被各式各样的交换所变异为“寄生虫”，金钱、权力、人情，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依附对象，他们已经或正在践踏批评的纯洁性。 二、媒体炒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媒体炒作的历史，我们可以往前追溯到30年代，当时的艺术家每有新作品问世，往往在报纸上用广告的方式，推销自己的新作，这种现象不仅在电影界很普遍，在作家当中，也很盛行，鲁迅、巴金都写过图书的广告。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文艺作品的推广，采用的手段是“宣传”，其意义基本上从政治宣传、思想宣传之类衍生而来，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全国上下统一步调，不到几天，便“祖国山河一片红”，这种变相的广告宣传，更多是靠行政手段来达到推广、普及的目的。改革开放以后，艺术繁荣，风格多样了，随着国外大量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引入，思想日趋多元，手段的使用也开始不断翻新，社会语言和文化就跟着变化，大概是嫌“宣传”一词的意识形态味太重，而这时从国外进入的商品又大多包装得异常精美，于是，商品用语的“包装”便迎合了社会心理，它当仁不让地取代了原本的“宣传”，广泛流行起来，并很快进入了文化领域，但“包装”毕竟也不是一个完全理想的语言选择，原因是它的层次太低，给人一种做表面文章的感觉，甚至有点欺骗的嫌疑，加之它又是直接从商品包装的使用而来，总觉得登不上大雅之堂。 在90年代急剧变幻、剧目常新的文化风景线上，或许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传媒系统的爆炸式的发展与呈几何级数的扩张，到了90年代末，作家、批评家和观众突然发现，原本大家熟悉的那种电影批评差不多完全不存在了，即使有一些也是处于边缘状况，代之而起的是“地毯式轰炸”的媒体炒作，不断有新导演、新作品、新现象出现，不断有花边新闻、内幕在媒体上曝光，炒作就像包装一样，它是从商业活动中来的战利品，做的是无本的买卖，显示了文化手段的精明，它与文化的合谋显得更为水乳交融，也因此更耸动视听。最为典型，也最有影响的一例，就是自2000年5月以来，张艺谋动用网络为新片《幸福时光》挑选女主角一事，由于是历久弥新的影坛“大牌”做出的新鲜动作，并且这举动容易给人以发挥想象的余地和惯性思维的轨道，故而消息以客观身份刚一出笼，就不断有舆论指出，网上选角纯属炒作，尽管剧组一再申明和解释，此事从想法到过程都是最正常不过的工作环节，但炒作的说法就像一个漩涡，不由分说就拽住了张艺谋，而在这个事件中，4万余名妙龄少女冲着“幸福少女”而来，明知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却义无返顾。而在这个“选美事件”中，除了当事人以外，另一个不能忽略的主角就是“媒体”。整个过程中，媒体乐此不疲，投入了全部的热情，针对公众的敏感，利用公众的关注而对现象做升温报道的一些媒体“取悦”观众的“秘诀”，盛名远播、电影作品受关注、推谁谁红，这些因素放在谁身上都是“过敏源”。因此，《幸福时光》动用网络大规模、跨地域选“清秀、单纯、富有个性”的女主角的行动，也成了一段时间内炒得最火的娱乐新闻，媒体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虽然当代社会充满了传媒资讯，然而大量的信息和意义已经变成毫无意义的“噪音”，不再有任何内容可言，而炒作的目的，“这样做了，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以后片子出来，不论影片质量如何，也可以有一定的票房”（《广州日报》2000年7月7日署名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