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的情节剧 杨远婴 好莱坞是美国的象征，刮痧是中国医学的象征，以好莱坞的技法表述刮痧在美国的遭际，自然便是一部好看的情节剧。更何况有东方“情人”梁家辉领衔，老而弥坚朱旭、正在佳境蒋文丽帮衬。导演郑小龙曾以《北京人在纽约》蜚声中国，其“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亦是天堂亦是地狱”的主题概念令许多身临外国的移民们折服。《刮痧》好似姐妹片，叙事空间承传北美景观，情节结构却由贫富冲突转入文化冲突；人物生存环境从陋室移入摩登家居，但男主角性情不改，依然是愤怒的公牛。这愤怒主要是来自有理说不清。 影片正是于此建立了情节结构的中心点。西方的理念和东方的情致，其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张力场。抓住两种文明的差异，刻画同样认真的个性，在对恃和斗争中产生环环相扣的人物矛盾和戏剧冲突：颁奖仪式上有中国儿子和美国儿子的不和；家庭中有北京爷爷和移民媳妇生活习惯的不同；医院里由刮痧引发了虐待事件；法庭上由孙悟空爆发了拳脚之战；随后孩子的监护权问题成就了夫妻分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差异制造误解，误解招致烦恼，烦恼生产愤怒，愤怒导致粗暴，粗暴愈加令人误解，凡此种种，周而复始，主人公仿佛堕入永无解脱的怪圈。《刮痧》情节紧凑、节奏快捷，故事饱满而富于弹性，就是因为编剧将差异作为了戏眼。影片中的冲突由于刮痧的科学阐释得以化解，现实中的不同却无法根除，举凡中西差异，蕴含无限涵义，倘若愿意，还能制造说不完的话题。 《刮痧》中的功能性情景空间有三种：家庭、医院、法庭。家庭体现伦理，医院体现规训，法庭体现法理。这三类场所是社会血脉流动的中枢，是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神圣权威的指称。编导将差异设置在此类无可躲避的生存空间，自然产生剧烈冲撞的戏剧性。如同好莱坞经典范式，最具论辩性和争斗性的法庭戏在影片成为重中之重。一场关于孙悟空形象代码的辩论将辩论双方的对立推到了白热。在中国人眼中，孙悟空的无法无天是被压迫者的壮举，但让美国人看来，大闹蟠桃园或偷吃太上老君金丹不过是市井的顽劣。许大同把孙悟空塑造为软件英雄，律师却视之为暴力倾向。西方工具理性和东方文学浪漫的误对使许大同最终败北。在美国的法律和法官面前，他的辩解无济于事，他的愤怒愈发加重事态。 《刮痧》的人物关系的结构，颇以李安当年的《推手》：北京爷爷和移居儿子一家。但人物情绪的处理，又很不同于《推手》：北京爷爷多了温婉，美国儿子少了隐忍。确实，许大同从始到终都是自负而激烈。换言之，许大同有自己的主张并决不轻易让步。他面对大家的愠怒当众教训儿子；他藐视法庭的威严挥拳讨还公正；他不顾处境的艰难将一份优厚的待遇拂之即去；他甚至在失去工作和家庭的境况下也不告饶，而像反叛的西方人那样以酒渲泄不满。当他勇猛地回击圣诞夜的勒索者、当他义无反顾地攀向自家的窗口时，观众蓦然感到这已不再是旧侨民怯懦的形象写照，而是一代新移民奋争的精神肖像。 然而，不论新移民在异国的职业身份怎样改换，也依然无法以隐去从老移民承传的“七寸”——绿卡诘症。许大同所有的麻烦都源自父亲为儿子治病的刮痧，而他无法将老父推出的理由就是其正在办理中的绿卡。绿卡如同一张索命卡，于此亦难免英雄气短的许大同陷入真正的两难，毅然归国的父亲嘱托他以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即使精湛的IT技能使他早已堂皇跻身软件高手之林，年深日久的文化隔膜仍然无休止让他蒙受类似误读孙悟空的羞辱。身份认同和种族差别就像无形的紧箍咒，时时悬在许大同们的头上，让人烦躁，使人难受。影片结尾是一组颇富象征意味的亦情节亦情绪的镜头段落；许大同假扮圣诞老人，冒死爬上自家窗口，想给儿子一个意外的惊喜。然而儿子面对身着红袍、腮带白须的他漠然处之，只当他是一个普通的节日圣诞老人。这里的悖论是：彻底洋化将失掉原本的形象代码，坚持容颜不改又无法融入异族群落，作为一个另类的他者，哪怕是技术精英也难免精神或心理文化的困境。 《刮痧》借用了好莱坞家庭戏的结构和法庭戏的节奏，因此它情调温婉而进展快捷。而梁家辉、朱旭、蒋文丽的出镜，又为其蒙上明星制造的光环。在2001年电影中，《刮痧》独特地以商业包装表达文化感受，算是一个制作个案。 剪短了的电视剧 北北 《刮痧》还在未公映前就遭到很多媒体的“爆炒”，溢美之辞不绝于耳，套用一句滥俗的话就是“好评如潮”。于是就买票去看。于是就看出满腹失望。据说本片导演曾拍过一些很有名的电视剧，看过《刮痧》就知道，此言不假。因为整部电影就活生生是一部剪短了的电视剧。不客气地说，影片的整体印象是节奏缓慢、镜头呆板、音乐俗套。 影片以刮痧为切入点来展现中美文化、大而话之也即中西文化的冲突。由中国爷爷给美国孙子刮痧引起一个严重事件，最终闹上法庭。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美国却变得不可理喻，这原本可以很深刻地探讨下去——想必导演也带着这样的初衷，可惜影片每每在即将深刻处就在那些所谓“好莱坞商业片”模式中被偷换了概念。 在影片二分之一地方出现的法庭一场戏在全片所占篇幅最大，竟有15分钟多，仅从长度这一点来说对于一部商业片就不啻是一个灾难，而且它出现的位置在全片中过于靠前，算不上矛盾积累最后爆发的高潮，破坏了整体的结构均衡和节奏张弛。可能导演认为这段戏是全片的重中之重，集中代表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正面的冲突与激化，所以不惜篇幅地铺陈，可是在漫长的法庭申辩过程中（单调的正反打无休无止，搞得人腻烦透顶），主要人物中方——许大同，西方——控方律师分别是在各说各话，缺乏富有震撼力的正面冲突——虽然在这场戏结尾两人富于象征性地撕打了几下。矛盾的焦点并没有集结在由“刮痧”而可能引发的文化冲突上，更没有将这种文化冲突放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语境下进行剖析，而是极尽能事地展示控方律师的卑鄙伎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愤懑代替了应有的对中西方文化背景、文化传统差异的审视与反思。这样的处理结果消解了中美文化冲突的深刻性，使影片沦为好莱坞二、三流电影闹剧式的情节剧。
